《沈从文全集·补遗卷》文字规模超过八十万 对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沈从文具有极高价值 十七年，默默携手为从文先生补遗

《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审稿会与会者：从左至右向成国、沈虎雏、刘一友、张之佩

沈虎雏

凌宇

张之佩

      17年前，《沈从文全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全集》编入当时能收集到的所有沈从文先生已发表的文学作品、学术性著作及通信等，未曾发表的各类作品、书信、日记及其他成文史料，亦尽可能广泛收集编入。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和收藏热潮。

      今年初秋，《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的审稿工作紧张进行。从2002年《全集》出版至今，又发现了大量的沈从文遗稿，《补遗卷》文字有80余万。受出版社之邀来京审阅文稿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凌宇告诉本报记者，原来感觉补遗无非是补入一些新发现的东西，对于整个《全集》、对于沈从文的看法和研究来说，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现在却感到这些年新发现的补遗作品分量很重，对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具有极高价值。

    《补遗卷》的收集、整理，17年间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沈从文之子沈虎雏是信息的汇集点，他为此做了大量的收集、鉴定和编辑工作，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北岳出版社社长续小强感叹，沈从文先生有子如此，真是幸运。

      参与编辑的湖南老学者向成国接受采访时感慨，《全集》从1994年开始编辑，到现在25年了，那时我才50岁，现在我75岁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漫长的几十年时光，在寻找沈从文遗作的路上，有着多少如烟的回忆。

      如果不下决心做 沈先生的很多东西就散失了

      北岳文艺出版社想努力打造品牌作品，现任社长续小强2012年到社，即刻接手《沈从文全集》的担子，为此排出精兵强将。他有个体会，一个作家的全集也好，文集也好，和后辈学人以及家属的用力程度有很大关系，而任何一个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投入的经历都难以描述，和一般书籍是不一样的。出版社现在的愿望，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补遗卷》做出来。

     《全集》出版之后，十几年间一直在补东西，到了今年初秋应是截稿的日子。责任编辑陈洋回忆，今年9月底，张香还先生提供了沈从文曾经发在报纸上的一小条文字，我们特别高兴。沈虎雏先生对这一小条东西也很感慨，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补遗卷》收入的最后一篇稿件。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凌宇是我国第一部《沈从文传》的作者，吉首大学美学教授刘一友创建沈从文研究所，是第一任所长，同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向成国教授是第二任所长。他们三人是中国研究沈从文作品最早的权威学者。南京大学王继志教授、北岳社资深编辑谢中一等，也都参与了《沈从文全集》编辑及《补遗卷》审稿的全过程。

      物质文化史卷是最让人感觉困难的一大块，最初这一部分由沈从文的得力助手王予予负责。王予予不幸过早去世，夫人胡曜云按照他的生前嘱托，把保存的有关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的文稿交给了沈虎雏。沈虎雏颇感为难：“这些文稿都不完整，如何整理？如何将其收入全集？我们都是外行，没办法，只好先登账保管，我的夫人张之佩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张之佩是《全集》书信卷、集外文存卷的编辑，又将物质文化史方面的十几个专题研究的论文90多篇，计40多万字进行分类登记，做了初步整理。后来，刘一友老师说：“我们自己能不能试一试？”吉首大学有一批在研究沈从文方面具有相当实力的老师，他们也愿意帮忙。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决定由吉首大学承接下来，“这个担子不是轻重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沈虎雏说。之后，既有吉首大学的老师参加，也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这样的专家来审核把关。

      刘一友在收集沈从文旧作时，还在学校《学报》工作。为了找寻，他曾经拉着《学报》的同事到处走，到北京、昆明、贵阳等地寻访。而让他感到最艰难的还是文物手稿的整理，整了三年，最困难的是认字。“沈先生的章草很难认，很多字认不得。”刘一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拿给学校图书馆的副馆长看，副馆长是一位章草书法家。刘老师开玩笑地威胁，你不告诉我，我就要在学校里散布，你是假书法家，“他第二天总是老老实实认出来拿给我。”

      刘一友很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认为如果不是北岳社下决心做，沈先生的很多东西就散失了。凌宇也认为，沈先生走了，留下这个遗产，我们既然是从事这个工作的，无论如何要把它做好。不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物质文化史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就我们自己来讲，如果不完成这个任务，也有愧于历史。

      编辑过程中众人感叹沈从文的渊博和耐烦 其后辈继承了这一特点

      刘一友在编辑过程中常常惊叹于沈从文先生的厉害之处，“他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时候，身体不好，不适合劳动了，就让他守菜园，其间他竟然凭自己的回忆拟了几十个研究题目，这种记忆力和学术担当真是惊人。”他认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采用实物和古代文献对照的方法，其中涵盖了老先生的基本学术观念，成就很大。

      张之佩作为儿媳非常佩服沈从文，称之为老先生。她说，老先生耐烦的工作精神作为家风，传给了后代，他们也是这样，很努力、本分地工作。在《全集》的编辑过程中，沈虎雏之女沈红负责收集国外翻译和出版沈从文著作的全貌，编入了全集的附录卷，她也参与了诗歌卷的整理及全集封面的装帧设计工作。

      向成国也由衷感佩沈从文先生知识的渊博：“记忆力太好了，文章也写得相当好，他的创作原则就是重拾生活的举证。他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文艺思潮，他在三四十年代几乎都讲了，现在都还让人觉得新鲜。”向成国在自己的手机微信中开了一个“每日一句”栏目，从去年开始，“每天看几页他的书，从第一卷看起，然后选一句或者两句话发出来。”

      沈虎雏也忆起，“文革”中抄家抄去的东西，后来落实政策退还给本人，有一麻袋文稿，当时沈从文拿着那麻袋扛不起来，也没人帮他，他就从历史博物馆一直拖回到东堂子胡同。后来在整理的时候，在其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刘一友与沈从文是凤凰老乡，他回忆1980年第一次去看望沈从文，是就一个讨论文学的人道主义会议的便利。“那是11月，下着雨，我提着包，打着雨伞。他还是很小的那个房子，走廊很窄。我很冷，到门口敲门，门一开我把包一丢就挤进屋去了。那天我们谈得非常好。他问你们开会讨论什么？我说讨论人道主义。他说这个能讨论得清楚？”

      刘一友分外看中《书信卷》补入的沈从文劝黄永玉从香港回大陆的一封信。“这是很重要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这封信这次才出来，我们才看到。”   

      据沈虎雏说：“黄永玉收到的信都放在家里老房子的顶柜上，他年龄也大了，没有精力去翻找这些信。我曾多次希望提供他们之间的通信手稿，后来黄老的孩子们帮助找到一部分。”《补遗卷》补入不少沈从文和黄永玉在“文革”中的通信，而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沈劝黄从香港回来的那一封长信，后来公开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的。

      说起沈虎雏收集遗作的工作，几位老师赞叹不已，感到他十几年总揽全局，坚韧不拔，不做到尽善尽美不罢手。他的人格特征，是有家传的。

      沈虎雏退休之前就已经全力开始做《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因此放弃了学校的职称评审，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沈从文在世的时候，沈虎雏负责和出版社商量授权之事。后来他和哥哥沈龙朱商量，兄弟俩分工，哥哥负责事务性工作，弟弟专心致志做文字。在《补遗卷》审稿会现场，沈虎雏由衷地说：“我能够投入这么多精力，全力以赴来做，是龙朱把很麻烦很繁琐的事承担了下来。”语气间透露出不一般的亲切和依恋。

      沈虎雏2017年3月病倒，被确诊患了多发性骨髓瘤，开始化疗。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利用住院疗程间短暂的休息整理稿件。夫人张之佩每天要花不少时间为他配药。沈虎雏化疗时吃不下东西，时常厌食，化疗当天她就劝他多睡睡。张之佩给沈虎雏定的纪律是一天工作不超过三小时，但是纪律能不能执行得看沈虎雏自己。张之佩说，吃饭经常需要叫好几遍，后来他干脆说喜欢吃凉的。

      在续小强和陈洋眼中，沈虎雏辛苦编辑交出的《补遗卷》稿子让人感动，“一般职业编辑都做不到那么细。”细到什么程度？“我们拿回去一套版基本就行了。”续小强说：“我去过他家，看过他的工作现场，感到搞专业的都没那个能力。”

      从旧相册中发现的新线索

      沈虎雏特别谈到李之檀，称他对《补遗卷》的工作帮助非常大。李之檀曾经是历史博物馆的美工人员，后来也成为专家级的学者。历史博物馆“文革”中曾对文物陈列进行重新布置（简称“改陈”），当时沈从文下放在农村，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自己就要写，写“改陈”建议，写好就寄给历史博物馆各处。沈从文去世后，家人不知道历博有多少他的东西，后来编《全集》时，收录了一些在博物馆犄角旮旯发现的文稿，其中很多是李之檀拿给沈虎雏的。

      中国历史博物馆在2002年纪念沈先生百年诞辰时，送给沈家一本相册，全部是沈从文工作照，包括沈从文在历博做讲解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职人员在听他介绍古代服饰特点。

      沈虎雏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线索，他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向人艺博物馆馆长说明来意，问人艺有没有存有沈从文的信件？馆长说有，然后提供了沈从文跟焦菊隐之间的长篇通信。

      沈虎雏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和焦菊隐的交往故事。沈从文20岁到北京闯荡，没有学历，进不了大学，只好去向他的姐姐、姐夫求助，但是姐姐、姐夫马上要回湖南。沈从文举目无亲，姐夫在临走时介绍了一位朋友给他认识，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通过这位朋友，沈从文又结识了一些爱好文学的燕京大学的朋友，其中就有焦菊隐，那时候焦菊隐已经开始做话剧。

     “这两个人在话剧领域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当年焦菊隐的话剧沈从文未必看过。但是沈从文在1924年或1925年写剧本，写的那个剧是永远不会有人演出的，但他不管，他就写。”沈虎雏感慨，“五四”精神影响之下的那一代年轻文化人就是这么放得开。

      几十年以后，焦菊隐成了中国话剧界的泰斗，他有古装戏方面的问题还会请教沈从文。沈从文看过后便把自己的意见，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写信给焦菊隐。“其中有一封信焦菊隐在天头空白地方批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写着怎么执行，怎样落实。最后签名：焦。另一封信，沈从文为某件事写得很长，天头上又有焦菊隐的批注，最后签名：菊。”沈虎雏说，从文字上可以看到两人之间的纸上对话，越来越亲密。几十年的朋友，这时候又在一张纸上被后人解读，这让沈虎雏格外感慨。

      沈从文的章草难认 幸遇多位理想帮忙人

      沈从文先生手稿的章草，沈虎雏因为看得多，认起来一般没有大的问题，但也碰到过难题。沈从文在“文革”后期认识了马国权，是一位古文字学、书法史研究家，也是章草专家。他们俩之间的通信，沈虎雏便有不少字认不得，“沈从文写给章草专家的信，跟平常的文稿完全不一样，拿起架势来了，这一来可太难认了。”

      沈虎雏的办法也是请人帮忙，而其所遇正是最理想的人。“四姨张充和正好从美国回来探亲，我就赶快跟她说了这个事。她说没问题，等我回去你把复印件寄给我，我给你认，之后她帮我认了不少字。”但沈虎雏还是要找到马国权，因为请他自己认才是最权威的，“有人告诉我他在香港，有人告诉我他在加拿大，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我赶紧复印了手稿寄过去请他辨认，他很快认好寄回来。我一看，和我四姨认的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办法，我把他们的来信交叉一下再给寄回去，他们又回复。这么一重复，绝对可靠了！”

      马国权的故事发生在《全集》的编辑过程中，这次《补遗卷》，马国权和四姨张充和都已故去，沈虎雏找谁？天无绝人之路，找到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专家——杨璐。“杨璐的经历很神奇，在历史博物馆时，别人都不大认得沈从文的字，当时的小青年杨璐因为研究书法，能帮助沈从文抄稿子。他作为沈从文的助手，非常得力。”现在杨璐成了沈虎雏的“拐棍儿”，相当于沈家两代人的辨字助手。

      沈虎雏和沈红都谈到，寻找和收集沈先生散佚文稿经历漫长，沈家感念获得众多友人的热情帮助。其中还有两位女学者，一位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研究馆员刘筱敏，一位是吉首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张筠。沈虎雏曾提供数十篇文献线索，由她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一一核查甄别，功不可没。

      最担心伪作做得太逼真 未能辨认出来而被收进来

      令沈虎雏颇为牵挂的是，《补遗卷》还有两块硬骨头没有啃下来。一本是沈从文做了数不清批注的《陶雅》。沈虎雏没有啃下来的理由很质朴：“这是沈从文没有做文物研究时，凭他对陶瓷的知识来做的批注，批注的文字非常简单扼要。因为是早期的东西，所以我目前暂时没打算整理。”

      另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国绘画史》上册，沈从文也做了很多批注，这本书让沈虎雏颇觉难舍，但也困难重重。“一是不认识的字太多。另外如果收入书中的话，需要把他批注的正文也引出来，然后再写他对这段话的批注是什么。而这样的批注有几百条；再有，里头有一些符号，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沈虎雏大致总结，沈从文的批注绝大多数是评论和讲道理的文字，并指出文章的错漏之处。

      还有一个难点也让沈虎雏觉得不好下手，“《中国绘画史》本身有自己的叙述逻辑，是按朝代下来的，讲到某人某事时，有前言后语，如果孤立地把这句话录下来，有些地方就不太接茬。”所以这篇东西一直没有做，但放在身边，常常会翻开看看。

      沈虎雏另外担心的事，是现在专业造假者的猖獗，“伪造的作品多得不得了，看着越像越麻烦，越危险。” 作为书法专家，杨璐在辨假方面法眼如炬，假的逃不了。作为至亲之人，沈虎雏可以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进行考据和推理。沈虎雏举了一个在他看来很可笑的例子，“有一篇用毛笔字写的游记，年月日时间写得都很清楚，落款是沈从文。我怎么看着就不太像，一个是字不像，再有文里提到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最后考来考去，发现是朱自清的文章，作假的人用毛笔抄下来，就拿出来卖，能卖得很贵。”而最令沈虎雏担心的是因为伪作做得太逼真，未能辨认出来而被收进《全集》中。

      凌宇的关注重心在沈从文的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的补遗部分，格外强调这一批新发现的补遗文字对于认识和理解沈从文的意义。他举例，“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他的《斥反动文艺》里面，将沈从文说成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现在，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收在《全集》里，《补遗卷》中补入了一篇《摘星录》，沈从文的文章不是《看云录》，而是《看虹录》，所以我就很怀疑郭沫若看没看过这个小说。而补入的《摘星录》正好和《看虹录》配对，这对于认识沈从文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及沈从文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转变，都会更深刻更全面。”  

      凌宇还提到《补遗卷》一个重要的特点，充分体现出补遗的必要之处。“有些文章已经收入《全集》中，这次又发现了这些文章又经沈从文改写或增加文字。那应该是文章发表以后，他自己再补充上去的东西，有的增加了很多。比如早期有一篇文章收在《全集》中，在《补遗卷》中加了文字，叫《谈短篇小说》，增加了一千七八百字，相当于一篇短文章的规模了。其中他谈到‘我是不是已经过时？把我的书全部烧掉。’简直就是他后来命运的一种预言。”

     “还有一篇《谈刺绣》，收进《补遗卷》的部分扩充了一倍都不止，增加了三万多字。我看过以后，觉得可以说是中国刺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东西。”

      凌宇今年初患了中风，写字、走路都受到影响，此次他勉力到会，仍需夫人在旁照顾。他却担心着沈虎雏的身体恢复情况，“他生病以后，我们都有点着急，怕影响他的身体，所以我多次跟他讲，事情不要想做到十全十美，那是没可能的，尽到了责任，事情总要有一个阶段性。留下的遗憾、缺陷不可能没有，那就留到我们的下一代。”凌宇教授的劝慰生效，老先生们达成基本共识。

      17年补遗之路硕果累累，来年花开，又会迎来新一季丰硕的果实。（文/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