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德之美》

作者:叶嘉莹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9年06月 ISBN：9787100173223

      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一.《花间》艳词所形成的美学特质及《花间》以后之艳词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在那篇文稿中，我曾就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无意地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探讨过《花间》词所形成的一种美学特质，以为其具含了一种迥异于言志之诗歌的、不属于作者显意识之活动，而全由文本中之女性形象及女性语言所传达出的深微幽隐之意蕴。此种意蕴特别富于引人生言外之想的潜能。不过，此种潜能虽可令人生言外的托喻之想，却又决不可做托喻之实指。而也就正是此种深微幽隐之潜能，使得《花间》词为“词”这种文类创现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之品质，而且使后世的词学家们因此而对词之衡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者为美。不过，自《花间》以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却曾经发生了几次极为重大的转变：其一是柳永之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其二是苏轼之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其三是周邦彦之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之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地乃是对《花间》词之女性语言、女性形象，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所自然无意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之层层背离。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尽管词在发展演进中，已不再能完全保有《花间》词之女性语言、女性形象及双性心态之特质，然而无论是柳词一派之作品、苏词一派之作品，或周词一派之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是佳作的好词，则大多仍具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之语言、写作之内容及写作之方式都已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词所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此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则一直没有改变。现在我们就将把我们所要讨论的作者朱彝尊的词，特别是他的叙写美女与爱情的词，放在此种认知的背景下，透过此一类叙写美女与爱情之词的历史发展，来做一次结合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整体的叙述和衡量。

      朱彝尊是一位博学多才、有着多方面之成就的人物。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兼通经史，除去诗词古文的创作以外，还写有《日下旧闻》《经义考》等考证之作。他还编有《明诗综》《词综》等大型的诗词选集，即使仅就词之创作而言，他也是清代词人中一位极值得重视的作者。他所留下的作品，除去已编入《曝书亭集》的《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及《蕃锦集》一卷以外，还有他早年所写而未编入集中的《眉匠词》一卷，共计有八卷之多，不仅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而且风格与内容的方面也极广。这些词分别代表了他在不同的时期中之不同的生活与不同的心境。因此我们要想评说他的词，自不能不先对他的生平经历、思想意识和感情心态都先有一点了解。朱氏于崇祯二年（1629）出生在浙江秀水的一个世家之中。他的曾祖父朱国祚曾于万历年间举进士第一，仕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史称其“素行清慎”。晚年归里后，并未给子孙留下许多资产，当朱彝尊出生时家境已早趋没落。其生父朱茂曙为天启初年诸生，而朱彝尊则自幼就过继给了他的伯父朱茂晖。在《静志居诗话》中，朱氏曾对其嗣父有所描述，谓“先君好博览，经史之外，诸子百家，靡不兼综……古文辞源本六义，韵语不屑蹈袭前人，尺牍日可百函”。朱氏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学识之博与才思之敏，就很可能曾受他这位嗣父的影响。而且在朱氏的幼、少年之时代，江南一带正有复社、几社等文社之活动，朱氏的嗣父茂晖和叔父茂晭都曾参加过这些文社的活动。朱氏在《诗话》中就曾记叙他的嗣父曾被“复社第一集同盟奉为伦魁”，而他的叔父则曾亲自携带朱氏参加过所谓“十郡大社”的南湖之会。而明朝末年的这些文社组织，则本都有着关怀时政的一贯的传统，及至满人入主中原，遂有不少社中人物纷纷参加了当时抗清起义的斗争。朱氏之嗣父与叔父既皆与社中人有往来，则朱氏在思想方面自亦不免受有相当之影响。其后，在顺治末年，浙东曾有一反清团体秘密与郑成功、张煌言等联系，拟举舟师抗清，此一团体中的朱士稚、钱缵曾、祁班孙、魏耕、陈三岛等，都是朱氏的友人，朱氏在为朱士稚所撰写的《贞毅先生墓表》中曾隐约述及其事。而且在朱氏的《曝书亭集》中，也曾留有多首与这些人相酬赠的诗篇。及至顺治十八年（1661）此一抗清之团体失败后，朱氏之友人魏耕、钱缵曾、祁班孙等人相继被捕，或被诛，或远戍。而朱氏亦于次年离乡赴永嘉，开始了他的长期游幕生活。他在永嘉所写的《永嘉除日述怀》一诗，曾有“处贱无奇策，因人远祸枢”之句，则朱氏之赴永嘉盖亦可能有避祸之意。

      总之，朱氏早期本是一个颇有慷慨忠义之气的人物。这种思想感情在他后来所写的《江湖载酒集》中的一些作品中，也曾经有所流露。如其《百字令·度居庸关》一词，其中“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诸句，乃写李自成之率兵入关与明朝灭亡之惨痛。《金明池·燕台怀古》（西苑妆楼）一词，其中“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诸句，乃写亡国以后故都景象之凄凉。《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一词，其中“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诸句，乃借六朝之兴废以慨南明之败亡。此外，朱氏在多年游幕生涯中，足迹所到，更写有不少怀古的作品，如其《满江红》（玉座苔衣）一首之写“吴大帝庙”，《水龙吟》（当年博浪金椎）一首之写“张子房祠”，《夏初临》（贺六浑来）一首之写“天龙寺是高欢避暑宫旧址”，诸作慨古伤今，也都表现得极有豪放激昂之致。如果只从这些作品来看，朱氏之词其实也颇有近于苏、辛一派诗化之词之处。不过，朱氏后期之词风，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与他的生活方式和感情心态的转变，当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