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化周末版：暮年之恋文作伴——祭宗英

　　作者：李景端

　　2020年12月14日，95岁的黄宗英走了，她走得安详，她同赵丹、冯亦代在天堂相聚了。

　　我认识宗英，是在她与冯亦代于1994年结婚之后，那年亦代81岁，宗英69岁。因为亦代是我的挚友，所以宗英也成了我时常交往的好友。这些天，我重新检读宗英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桩桩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脑际。亦代的儿子冯浩曾对我说：“多亏宗英妈妈，我父亲才得以多活十几年。”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亦代与宗英的黄昏恋，是一段动人的恋情，也让人看到了两位文人在相知相守中，对文学终身不辍的追求。

黄宗英与冯亦代

　　许多人都想知道，赵丹逝世后多年，宗英何以会想到嫁给亦代？我也曾半开玩笑地就这个问题直率地问宗英，她说:“赵丹说过，二哥（他们对亦代的昵称）是位好人，早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时，二哥就利用造币厂厂长的身份帮助过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没有二哥，当时很多文艺界人士很难在重庆立脚。二哥对安娜（亦代亡妻）更是百般的好。现在二哥老了，我嫁给他，算是表示‘临终关怀’吧。”亦代听了，只是在一旁儍笑。宗英这话看似玩笑，但我深知，她对亦代的“临终关怀”的确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宗英入藏采风归来，患上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后遗症，时常呼吸困难、咳嗽、失眠，但她依然抱病张罗着亦代的各项起居生活。病人侍候病人，其艰难可想而知。亦代要住院治病，宗英动用各种人情关系想方设法让他住进条件较好的病房。接下来又要处理医药费的难题。亦代自己没有什么积蓄，然而有不少特殊医疗费用需要个人负担。为此，宗英先找黄苗子和郁风借来3万元，随后又向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借了5万元，才勉强度过那次住院难关。亦代患病后期，很奇怪，他把普通话全忘记了，只会讲上海话，这时宗英又当起了亦代的上海话“翻译”。有一次我特意带了两只即食的上海三黄鸡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亦代，宗英一见高兴极了，立即借来刀子，开封切块喂给亦代吃。目睹此情此景，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亦代晚年能有知己对自己如此“临终关怀”，何其幸哉！

　　亦代与宗英琴瑟和谐，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根精神的纽带，那就是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文学让他们惺惺相惜，也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活力，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两人婚后，亦代继续书写他那特色独具的散文，重版了他的《龙套集》，宗英也出版了《上了年纪的禅思》《故我依然》《卖艺人家》等6部散文集。老两口还合作出版了《归隐书林》《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命运的分号》等文集。

　　有件事更表现出宗英对文学的执着。那是1998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磨”黄宗英写序》，讲述了我约她为英文本《中国女作家散文集》写序的故事。她看到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见你的‘磨’，恰恰是亦代和我正商量‘磨’你，是心灵感应吧。……我俩都是书和笔的长工，呼吸不止，难以解脱这生死雇佣关系；一天不看书不动笔，不进行文学思维，则仿佛三魂七魄都归不了窍。所以亦代让我写信跟你商量，看能不能赏点儿翻译英美文学的活儿干干，冯主译，我做下手，试试看。如此，不作为任务，也不发预告，悄悄地让亦代能重新拿起译事。……作家只有能运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生。失去创作的心气和愿望，光靠药，简直活不下去。你理解。”亦代在信后也用颤抖的手歪歪斜斜地写道：“关心我的是你，说不出的感谢。原以为一病之后终将成废人，但心有不甘。……你交下的工作，不知我能做否？我一定尽力做好。可怜我已只有原来冯亦代的1/4了。”宗英为了搞翻译，还特意委托我替她购买一本新版《韦氏英汉双解辞典》，很遗憾，当时国内还没有新版，这件事我没办成。

　　另有件事我也有负宗英所托。宗英对亦代的亡妻安娜一直十分尊敬，在亦代患病期间，宗英一再努力张罗，希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的建造中，能够设立一个冯亦代和安娜的译著展室，但迟迟未见进展。为此，她曾致信给我，托我向季羡林先生反映，希望季老能给现代文学馆多介绍一下冯亦代和安娜的译著成就。因为我人微言轻，这件事我没帮上她的忙，想想总觉心中有愧。

　　宗英虽自身患病，但仍乐此不疲地为亦代整理历年的创作目录、书信文稿等相关史料。即使是2003年“非典”期间，在亦代的原住处“小西天”解除医学隔离之后，她立即离开自己百余平方米的大屋，回到“小西天”狭小的居室，窝在旧书报的“垃圾堆”中，坚持着枯燥的整理工作。2003年6月5日，她还特地致信我：“如果果真我干不了这活儿，已立合法遗嘱，委托人民日报文艺部学者主编、中外文学史专家李辉和藏书家姜德明二人代办——可邀人一起整理出来。若邀到你，你别推辞，至少你特理解知晓冯亦代在中国翻译事业上的作为。”后来我未参与整理工作，但听说《冯亦代文集》和《黄宗英文集》相继出版。

　　斯人已逝，然而黄宗英与冯亦代的这段黄昏恋佳话，无疑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