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形式思想探讨

　　作者：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马援

　　内容提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理论频谱中，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本文力图从构建“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以现实历史文化语境寻绎语言的具体实体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彰显文化马克思主义富有特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理论，以便为当代马克思语言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研究维度。

　　从一定的角度看，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呈现出三种基本研究模式：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形成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哲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第三种研究模式。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平衡社会结构和文化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追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发展的新形式，一方面，纯粹结构的语言哲学将人类的语言行为全然禁锢在人为的语言牢笼中，使语言抽象化，脱离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文化主义语言哲学虽打破了先天语言学的神话，但缺乏对语言系统化、体系化的论证，两种研究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地对待两种模式并将其有效融合，推动语言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嫁接。

　　一、构建“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

　　根据语言哲学区别意义最小单位的音位，经词法、转化生成语法到最终形成话语转化的语言体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包括了上述的内容，但不同的是，它对此进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革新，产生了语言变体、语言语码、语言生成理论和话语实践的新思想体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与传统语言哲学具有本质性区别，后者是解构式的理论，把语言肢解成音位、词素、句法结构等各自独立的理论，而前者将意义的最小单元，通过组合的方式而最终形成话语实践这样具有内在连续性的语言体系，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追求。

　　第一，将文化作为接连“语言”与“言语”的桥梁。传统语言学把语言学的对象肢解成语言与言语两个层面。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①。一般语言科学在研究语言时，将语言作为音响形象的堆栈，认为“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因为把言语中实现音响形象的许许多多动作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者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②。在他们看来，语言是可研究的，而言语则难以认识和描绘，由此形成了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划分。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把语言与言语割裂对待，而是用文化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将两者接合。霍加特强调语言本真的意义和价值，认为“语言在思想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人类本性的共同感受，如同没有语言，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荒原而深陷混乱”③。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历史进程中文化具有人类创造性本质作用的意义。霍尔指出了“结构整体的必然复杂性”④，提出了结构主义文化观，即经验作为结构效果，将结构切人具体现实的复杂性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是一系列符号形式、习俗、先验图式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系统，同时，又孕育着共享的意义、认同、价值和目标等具体的内容和行为。这就意味着，这里的文化既是语言与言语、结构与内容的有机复合体，也是在社会结构制度脉络中形成的具体而动态性的社会实践过程。

　　第二，“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的联合被看作互为补充的解释因素。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嵌入社会结构脉络的文化具有历史性特征，关键点在于其阐释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联，形成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意义。传统结构主义在对社会历史结构进行分析时，通常采用统一的和线性关系的处理方式，其关注点是社会变迁的宏观结构模式，主张社会结构存在着先天和大体一致的运行轨迹。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纯粹结构化的社会单向度叙述，主张“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互为补充的解释因素。他们认为，传统结构主义过于偏重“客观”“中立”地对待社会语料，结果导致对具体历史的行动者的忽视，从而单向度偏向于历史事实的一般性语言描述。汤普森将工人阶级代理人作为理解工人阶级社会存在的集中体现，使传统结构主义的实证性与阶级文化的经验性得以有机聚合，显示出在一般社会结构的意义中，具体历史行动者如何应对历史社会结构，并积极开展主体性的活动。威廉斯认为：“‘文化模式’和‘社会性格’一样，是对经验的有选择的回应，是在特定的社会中习得的感觉系统和行为系统”⑤。威廉斯批判了抽象“个人”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这不是对普遍人类状况的正确解读。因此，他辩证地分析了“个人”与“社会”关系，并揭示了主体与结构之间的相互缠绕关系，强调了不能将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安德森也谈到了“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这种在历史上有限定和在区域上有区别的理论，只有辩证地尊重其相互依存关系，才能得到发展”⑥。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结构式”理解与“主体式”理解的联合，揭示了存在于历史运动中，以往被人们认为至关重要并且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结构之外的那些具体历史行动者的意义和价值。这两种理解方式的结合，有助于考察不同时期意义的演进以及被社会接受和转变的情况，并总体性和动态性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

　　第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互影响。结构主义过分关注共时性系统，而忽视历时性作用，历时性作为“不连续的序列结构”⑦，沦为一种没有价值的简单重复。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互关系，认为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历时性横坐标与共时性纵坐标双向运动合力的结果，在时间与空间的二维构成中，才能获得语言的真实再现。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演化语言学，由内向外的离心运动。威廉斯认为，“在实践中，语言看起来也确乎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发挥着效能。它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库存，不如说是一种活动”⑧。安德森指出，“左派常常以不同历史制度下人类的社会变易性和使其得到解放而不是压抑他们的条件下人类的完善性为根据，去反对永恒的、没有感应能力的人性观念”⑨。两者同样都意图说明，只有在“共时”与“历时”相互作用的合力下，才能构成共享的关于社会的真实图式。

　　文化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实践观纳入其中，建构了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连续性。其连续性是指：把共时与历时、语义与语用、本义与涵义、语言理论与言语事实等二元对立归入虚假的对立，将“格式塔”的结构主义与“实体论”的文化主义进行嫁接，变革从共时横断面上对音素、语义、转换生成语法和话语转化的割裂分析，使这些概念置入历史的总体中，形成相应的语言变体、语言符码、语言生成理论和话语实践的连续性，并关注语言连续性的渐变因素。

　　二、在现实历史文化语境中寻找语言的具体实体

　　语言不是纯粹抽象的想象物，而是所指与能指的有机关联，即语音形态与所指涉的意义的结合。语言也不是静态、固定化的，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语言的音响形象和代表概念也会随之产生巨大的变化，即语言变体由此产生。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而意图从静态语言学向演化语言学转变，寻求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语言具体实体的变化，包括音位、语素、词法的系列变化。这一理论的语言哲学与传统语言哲学，无论从研究目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两者都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如音位、词法和句法等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将以上概念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语言分析，介入对人类现实问题的解答，为社会发展进程提供新思想。

　　第一，“形式”与“内容”结合形成语言实体。传统语言哲学趋向对语言语法形式的探究，例如词类、词品、格、数、时态，进而系统地探寻语言语法体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只包含差异关系而非肯定关系。然而，文化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语言的具体实体，即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语言哲学研究。伊格尔顿特别探讨了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认为“马克思本人认为文学应该展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指出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就曾阐述：“形式除非是它的内容的形式，否则毫无价值可言”⑩。霍尔也曾指出：“一个‘形式’与‘存在’的问题。它不仅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它并不是一种已经存在的、超越时空与历史文化的东西。不过如同其他历史事物一样，它也时刻进行着转变。与一些永恒固定的历史本质不同，它们是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上演’”(11)。伊格尔顿和霍尔都在试图阐明“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辩证思维方式。威廉斯和霍加特则采用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对语言哲学从意义到结构的思考逻辑进行了逆向研究，即以语词形态的变化为出发点，揭示形态产生的语义变化及这些变化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威廉斯指出《关键词》写作目的在于：“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这本书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12)。他对记录社会发展变迁的关键词进行语义追踪，探寻语言变体或语义变化在时空伸延中的社会联系，用富有具体内容的语言实体，讨论现代社会是如何运转和生活方式是如何被构造的。霍加特以20世纪30年代与6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文化中语言语义的“断裂”为考察对象，对“民主”“政治”“文化”“清教徒”等语词采取了深入生活的阐释，对抽象化的概念语词进行了实际生活的观察、描述和记录。汤普森的《共有的习惯》对“习惯”一词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阐述亦是如此。只有对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有机关联，才能真正指引人们走入社会世界之中，一个嵌入语言意义的符号世界才能被人们认识和再创造。

　　第二，语言实体是具有民族情怀和生活情节的灵魂实体。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是一个没有灵魂、情感的实体，是绝对的、唯一的存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寻求的语言实体，不同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是“自在之物”与“自我意识”的合体，是主体可通过辨识和认识客体，能够产生创造、生产和设定对立面的行为或结果。文化马克思主义把语言作为被分享的文化系统，是将民族情怀与生活情节自然整合的方式。汤普森指出，“文化又是包含形形色色信息源的水塘，书面的和口头的、高级的和从属的、乡村的和都市的信息资源来往穿梭；它是一种冲突因素的竞技场，它要求某种强制性的压力(例如民族主义、流行的宗教正统观念，或是阶级意识)采取‘体制性’的形式”(13)。语言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承载着共同文化和民族特质的精神实体。霍尔在对加勒比人共同言语话语的分析时，认为这里同时运作的两条轴线或者双向维度所构筑的，其一是相似性与连续性；其二则是差异性与断裂性。其意义在于说明语言实体的共相性发端于整个民族历史的叙述范式，而其殊相性则来源于具体的现实环境，是共相与殊相不断聚散离合形式的相互交织。

　　第三，语言实体蕴含着主体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产生。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实体的寻觅不仅包含了对语言结构模式的分析与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探讨了文化实践者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包括主体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定位和创造。他们将语言的规范性与主体的能动性进行双向互动的理解，突出主体对语言规则反思性的思辨思维。在他们对语言实体的研究中，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唯一性和限定性的叙事方式，反对绝对主体或独特主体的观念，表明不同实践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语言生成赋予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意义。本尼特认为，语言实体包孕的主体自主性可以“在暂时被撬开了枷锁的意识形态里，创造出一种开放的、自由的精神空间，从中可以产生对现实的新的态度”(14)。这种蕴含着语言规范性和主体能动性双向运动的语言实体，将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语言内部的自在之物的有机结合，动摇了语言规则同一化的研究模式，彰显出主体认识过程对语言结构和内部规则的作用力。霍尔指出，“就像语言的规则……容易通过解释和解构模式进行理性的审查和分析，这可以在其根基上切开一种话语，并且允许我们检查产生它的各种类型”(15)。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实体是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自在之物的集合。这样的语言实体不是静止的，不是无限机制的生产，而是充满着丰富的和运动变化的无限机能的生成。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

　　文化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先验论、索绪尔的语言决定论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结构是思维产生和实践活动的原因而非结果的观点，主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

　　第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针对资本逻辑下的语言符码生产进行批判。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大众语言符码生产，习惯性地拼接、堆积一些没有实质性的语言符号，以形式或修辞学上的效果破坏或干扰日常的逻辑。商品化的语码失去了现实性意义，纯粹成为语言本身的狂欢。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分析语码的破裂、拼接和扭曲对当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映射。他们将索绪尔处理语言构成关系中的意义单元重新放置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框架中，用于解释语言折射现实或符号化现实的模式。他们以现实社会发展的具体语境对语言符号生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引发语言符码两种向度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资本驱使的语言生产中，呈现出了语言符码中心化与碎片化看似两种相互矛盾的生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永远不会丢弃对语言符码的操纵与控制，这是维护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主战场。但是，资本逻辑下的非物质劳动为寻求资本利益最大化，驱使语言符码生产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以适应并占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市场。文化马克思主义从商品化的漂浮能指、符码的指涉意义和符码的社会进程，思考现代性社会语言符码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两种向度，认为资本市场碎片化的语言符码生产实际上是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新的调整，产生了具有隐蔽性剥削关系的非物质劳动生产，以碎片化的语码生产削弱普通人民自觉自省的文化意识，这种生产方式成为加剧和深化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

　　第二，构建马克思唯物史观语言生成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使语言哲学从思想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即现实的人通过语言实践，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有效处理文化装置的各要素，并形成有机的文化运作机制。这里的语言生成理论不是定位于提供准则和价值依据，而是定位于社会实践之中，通过产生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驱动语言生成。

　　霍尔指出，“我们不得不去真正反思这种作为实践的‘文化’：思考意指的物质条件及其必要”(16)。同样，霍加特认为，“真正文化的本质、独特性、品质在于再创造富有经验的整体生活，包括：个体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真实情感的生活。文化创造出来的是彼此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事物，这些事物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17)。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对语言生成的探讨，都源自现实的具象化的生活。例如，霍加特对工人阶级语言特质的分析置于工人阶级家庭、学校、工厂等现实生活的语言场景中，从日常起居、风俗礼仪和衣食住行等林林总总的具体生活，动态而情景化地再现工人阶级真实的言语行为画面。霍尔对加勒比流散群体言语行为的考察，采用自传体形式重新参与加勒比移民的过程，勾勒了一种流散的叙事方式。在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语言生成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具象化的，是主体实践过程中具体语境化的重构。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释了语言生成的来源与本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

　　第三，关注社会言语互动的话语实践模式。与消极意义的被语言亵渎感知主体形成对比，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了语言结构与使用、言说者与倾听者、符号系统与语言实践之间的“对话式”关系，把语言感知系统转向一系列积极的主体文化行为过程，搭建了承载社会言语互动的话语实践模式。这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展开具有主体批判意识的话语实践。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观念的某种社会学，更特殊的是，它试图表明观念是如何与现实物质条件相关联的。它往往通过遮蔽和掩饰它们、以其他术语替代它们、尤其是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并把这种状况变为显而易见是自然的、不可改变和普遍性的观念”(18)。这表明了资产阶级为实现某种政治性策略或达到某种经济目的，有意掩盖其真实语义，而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于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真实世界语义的遮蔽、干扰和扭曲就成为重要任务。霍加特在对精英主义批判和相对主义批判中，反对虚假意识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阻隔，倡导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回归生活，强调语言实践对意识形成的内力作用。同时，本尼特从美学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探讨了政治权力结构引起语言符码的不平衡，批判了撒切尔主义等当下政治形态对语言符码的操纵与控制。

　　其次，解码变形为现实语义的符码操作。霍加特关注语言符号生产的真实场域，认为：“特别发人深省的话语深植于阶级情感。这句话是一种多重性质的表达，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显示着某种社会等级，包括出生、教育、职业和地位。这些有助于建立自我情感，让我们感受到来自自身的脉冲感”(19)。这阐明了解码变形为语言符码需要回归现实的语言生成场域。按照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编码与解码之间并非是对等性或同一性的，常常会出现意义的“扭曲”和“误解”，其原因就在于编码者-生产者与解码者-接受者之间的不对称和结构差异所致。但是，霍尔认为“先天”视觉的符码或“自然化”的符码都是“文化-具象”，“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这些符码生产明显的‘自然的’认识。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20)。也就是说，先天的符码或自然化的符码是自然化感知和解码的关键之处，这种先天或自然化的符码生成源于解码者或接受者日常生活形成的“常识建构”。然而，“已然符码化的各种符号与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相互交叉的地方，呈现出附加的、更为活跃的意识形态之维”(21)。因此，解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真实语义通常被改造成更多的内涵层次或次序的符码，而往往这些次序的符码会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相结合，由此就会产生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或不对等关系。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留存于文化深层语义的先天或自然化的符码，是产生和塑造解码者或接受者破解变形为现实语义符码操作的主导力量。

　　最后，以话语实践探寻语言生成的生命意义。霍尔在解码过程中提出三种假象，即主导-霸权的地位、协调的符码、对抗的符码，而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对抗的符码，因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环节就开始对抗地解读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正常指涉和解码事件的时刻。这时，‘意义的政治策略’——话语的斗争——加入了进来”(22)。伊格尔顿分析了话语实践对主体产生技术功能的评价中暗含了使主体获得革命力量的方式，即主体自我形成过程的意义。他指出：“把文学看作一套特殊的技术实践，用来灌输人类主体的特定的价值、纪律、行为和反应”(23)。伊格尔顿用文学道德技术，关注主体自主形成的生存道德本身。同样，霍加特开创的阅读实践，霍尔将市民社会文化革命理论与结构主义的话语观念相融汇，本尼特对意识形态、结构与实践之间张力结构的探究，力图破解语言符码生产的可能性境构，提出符码操作的新组合方式，展现话语实践关于意义斗争和意义共识中隐含权力关系的建构作用。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话语实践的思考，融入了对话语内在规定性和多样性、话语的操纵性和自主性之间辩证意义的探寻。他们认为话语实践蕴含了语言生成的生命意义，用普通话语实践者的言说艺术、陈述方式和阅读经历，展示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创造，力图打破话语霸权和同一性对普通实践者的限制和束缚。话语实践彰显了普通实践者共享表达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包括政治倾向、价值理念和观点态度，体现了语言生成作为共享认知地图的意义，使普通实践者“具有独立的人格，实现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为广大人民获得平等和争取自由提供了现实途径。

　　就当代马克思语言哲学研究而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分析较丰富，而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专著和论文比较匮乏；与此同时，就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而言，围绕在政治、文化、历史主题下作为从属知识，语言哲学层面的系统分析和挖掘远远不够。

　　然而，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包孕了当代语言哲学嬗变的重要特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新趋向。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建立在语言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互动问题的基础上，体现了语言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反思现代性社会的语言符码生产，并结合当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关于语言范式转换、语言变体、语言符码、语言生成和话语实践的系列语言哲学思想。它借助社会文化语境分析，通过语言模式提供的契机，揭示符号化的现实对真实语义世界的遮蔽和扭曲，提倡语言实践的话语革新，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形式。

　　这里，笔者对霍加特的语言实践生成理论、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汤普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本尼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究中，以文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内部的发展演进为线索，并结合当代语言哲学发展的新取向，从中挖掘出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两种语言范式的连续性，以现实历史文化语境寻绎语言的具体实体，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生成理论，可以循此挖掘文化马克思主义所承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丰富思想，彰显其富有特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理论。

　　同时，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一定的当代意义。其一，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的丰富。全面系统研究这一思想，有助于破解语言哲学语义逻辑的发展脉络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性、历史性的理论发展相分离的关系格局，充实并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想理论。其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这一理论结构既有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部分，又有当代语言哲学思想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其语言生成和话语实践思想，对于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①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3页；第23页。

　　③Richard Hoggart,Between Two Worlds:Politics,Anti-Politics,and the Unpolitical,Transaction,2002,p.131.

　　④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1980(2),p.68.

　　⑤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92页。

　　⑥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74页。

　　⑦William Riordan,“Sartre and the Structurality of Structure,or Was Sartre a Poststructuralist?”,Unpublished,University of Colorado,1998,p.7.

　　⑧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载周宪、罗务恒、戴耘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57页。

　　⑨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114页。

　　⑩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24—25页。

　　(11)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ed.),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Harvester Wheatsheaf,1933,p.399.

　　(12)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页。

　　(13)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5页。

　　(14)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曾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104页。

　　(15)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85(2),p.106.

　　(16)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Hutchinson,1980,p.31.

　　(17)Richard Hoggart,Speaking to Each Other(Vol.Two):About Literature,Penguin Book,1973,p.20.

　　(18)Terry Eagleton,Ideology,Longman,1994,p.6.

　　(19)Richard Hoggart,Everyday Language &Everyday Life,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xiii.

　　(20)(21)(2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58页；第359页；第365页。

　　(23)Terry Eagleton,“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Cultural Critique,1985/6(2),pp.96—97.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