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作品在大陆：迟来的授权出版

　　3月13日，台湾诗人杨牧逝世，享年80岁。相对于余光中，杨牧在大陆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人说这是因为前者的诗作被编进了课本，也有人说杨牧的高度难以企及，“诗神”一般。对于杨牧，了解他的人更为熟知的是他的长诗《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而伴随他的逝世，最显著的标签却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台湾地区作家，而不是某一诗句。

　　杨牧

杨牧作品在大陆的出版

　　早在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中就介绍过杨牧。后来专栏文章结集成册出版，就以《台湾诗人十二家》为书名，198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流沙河在书中引言说：“这里的十二家，纪弦最老，其余的脱颖于五十年代，现在也都该是老诗人了。”专栏发表的那一年，流沙河51岁，杨牧42岁。

　　《台湾诗人十二家》

　　当时流沙河对每位诗人都有简短的介绍，他在标题中称杨牧为“孤吟的虎”：

　　杨牧(不是新疆的那个)，曾用笔名叶珊，后来改用本名，台湾省花莲县人，生于1940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台湾以后，他入小学，才开始习国语(以前只习日语)。1955年升入高中，十五岁，已在《现代诗》《创世纪》等诗刊上发表作品了。大学阶段出版过两本诗集。1964年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去美国留学，入衣阿华大学的诗创作班。攻读两年满了，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这里钻研过《诗经》和希腊文学、英国诗学、古代英国文学、中世纪欧洲文学，以及中国的训诂学和元明戏曲，并习日文、希腊文、德文、古英文。结业后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的两个大学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在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1974年他出版过一本研究《诗经》的专著，是用英文写的。

　　“衣阿华大学”，我们后来多翻译成爱荷华大学;那本《诗经》专著就是杨牧的博士论文。接下来他点评了杨牧的几首诗作。

　　他认为，能够读到的杨牧的诗，以《凄凉三犯》为最好。“唐代音乐作品有《凄凉犯》。这个‘犯’和‘引’‘操’‘盐’‘弄’一样，是音乐方面的术语，不是囚犯的犯。《凄凉三犯》就是以‘凄凉’为题的诗三章。诗中的‘你’该是女性。”之后他引用了其中两章：

　　[二]

　　那一天你来道别

　　坐在窗前忧郁

　　天就黑下来了。我想说

　　几句信誓的话

　　象樱树花期

　　芭蕉浓密的

　　那种细语——你可能爱听

　　我不及开口，你撩拢着头发

　　天就黑下来了。“走了，”你说

　　“横竖是徒然。”沉默里

　　听见隔壁的妇人在呼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三]

　　好不容易揣摩你信里的

　　意思——我画一片青山

　　一座坟，成群黄蝴蝶

　　我画一棵白杨树

　　蝴蝶飞上白杨树

　　疑虑令人衰老

　　(虽然不如忧国的衰老衰老)我逐渐解体，但不能

　　忍受风化的身后萧条

　　你要我流动，流动成河流小小

　　有一天你可以循着河流

　　来此山中上坟，你或可能迷失

　　你必须记得我画过成群的蝴蝶

　　领你走到一棵比画中稍高尺许的

　　白杨树。我在此……

　　流沙河点评道：“深深的悲痛，细细的诉说，效果倍增，读者会替你伤心落泪……第三章的‘我’不回信，只画画，画的是青山、孤坟、白杨、黄蝶，凄凉的美。不是号啕捶胸地哭一句‘我去死了吧’，而是平静地想到她来为‘我’上坟的细节，这就更见其凄凉了。写得真好!”

　　1980年代，大陆还出版过两部和杨牧有关的著作集：《台湾散文选》和《昨日以前的星光》。

　　《昨日以前的星光》

　　《台湾散文选》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事实上是从杨牧编选的《中国近代散文选》中，抽取台湾散文部分，另起名为《台湾散文选》的。其中亦有杨牧的四篇散文，并将他为《中国近代散文选》所作“前言”一并收录。朔望在书前“赘语”中详细讲述了这本书的出版缘由：

　　年来读台湾散文，大率令我高兴，一若其小说、诗作——似曾相识，却时于清新中微微沁出一种生涩感，殆即所谓“别是一般滋味”。近得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版《中国近代散文选》，编制甚精，其台湾部分尤多前所未睹，主其事者则我友花莲诗人杨牧也。我与杨君1982年内地旅行途中、1984年东京笔会席间两度过从，深重其温雅丽正富于诗味，而今看他小品也写得这样漂亮，集子的台湾部分又选得得体而可诵，作的前言又是理趣并茂，喜不自胜，以为是近年海外寄赠中难得的好书，便急着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荐出版。落实到体例篇幅，我意先印原选的下编即台湾部分，而改署《台湾散文选》，如此最觉实际，盖劳生草草，总以有贵于无，早胜于晚，小晤终亲于远慕也。杨君的《前言》，原系说的全豹，此际未必一一切合现存的格局了，但通篇纵论文体，闲评家数，学殖、见解、笔墨都有其高明独到之处，纵使分析判断与我未必尽同，却是绝不能割爱的。因此，这里照录了原文，只是由我作主略去了交待全书编选原则的末段，海天睽隔，这倒要请万里外的杨君一笑而见恕于我的。

　　《昨日以前的星光》是杨牧的散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在“八方丛书”第一辑中，一同被收录的都是台湾作家，还有余光中、柏杨、萧白等。从篇目来看，这本散文集的内容来自1975年在台湾出版的《杨牧自选集》。书中有一段对杨牧的介绍：

　　杨牧是台湾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优势在于同诗的自然结合，体现着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氛。由于阅历丰富，故尔涉笔甚广;结构空灵，语言飘逸。使读者于不经意间，被带进一个星光灿烂的境界。他的散文集在台湾不断重版。

　　1990年，杨牧的博士论文《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署其本名王靖献。

　　《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

　　译者谢谦在译者序中讲到翻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王氏的研究，在运用西方文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课题中可以说是提供了方法学上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套语理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原本只是为西方古典文学而设计的，它的定义与概念都是以西方语言与韵律传统为基础而建立的。王氏在引入这一批评方法时，根据中国诗歌的语言特点与韵律传统，对它作了大量的修正与扩充，甚至重新规定了套语的定义。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套语理论的思维模式，许多理论见解都是他独创的。王氏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对东西方文学有很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左右逢源，中外贯通。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注重形式分析，一是注重比较研究。但他所作的比较研究，是为了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决东西方文学中的具体难题，以更广泛的证据去证实套语理论所提出的种种假设，而不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为目的，也不以简单的异同排比与现象罗列为满足。他所提供的结论至少是新颖的。这就是我们将此书译成中文，并推荐给我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目的。

　　谢谦在译者序结尾，还特意提到：“据说，他还是一位诗人，笔名杨牧，但译者孤陋寡闻，目前尚未拜读过他的创作。”

　　《杨牧诗选：1956-2013》

　　杨牧2013年到北京参加活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2013年将诗授权给《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应该是他第一次授权给大陆正式出版，“希望以后我的诗歌在这里出版合理化，我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印了多少本”。至少从上述几本杨牧著作的序言来看，并没有提及版权一事。在2013年之前，杨牧的论文、译作、诗歌也有少部分散见不同的集子。

　　直到2014年，杨牧的散文集《奇来前书》《奇来后书》才正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2015年《杨牧诗选 1956-2013》出版，2016年译作《叶慈诗选》出版。至少从散文的数量来观，这仅是杨牧创作的一小部分。

　　杨牧已出版的作品封面，来自“杨牧主页”

　　大概也是这迟到的出版让杨牧的诗作在大陆流传不广。

杨牧的翻译事业与宋淇

　　除了创作和研究，杨牧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也用功不少。在杨牧的翻译历程中，林以亮对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林以亮是宋淇的笔名，曾与张爱玲、夏志清、钱锺书、傅雷相交甚好。

　　杨牧在爱荷华(1965年)

　　在爱荷华大学，林以亮接受聂华苓的推荐，邀请杨牧翻译《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译者除了这两位，还有张爱玲和於梨华。杨牧翻译的两篇是关于威廉·福克纳和撒奈·韦斯特的。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

　　杨牧和林以亮见面次数不多，但一直书信交流创作和翻译。林以亮身体不好，在信中透漏出完不成任务的担心，并时常谈及自己的创作和翻译计划。在不经意间，杨牧受到了一定影响：

　　在我这方面，林以亮对翻译一事的热衷竟有意无意为我点出了一条值得试探的路，一片学术与创作的新领域，充满了信念，远景。

　　他也非常感谢林以亮的指导：

　　当时林以亮并不是把我分内的材料指定就罢。我交稿后，他显然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提出疑点，以讨论的口气建议我是否修改，怎样修改等等翻译者经常遭遇的问题。他的耐性和细心常使我觉得很感动，写信的时候我就维持着最严谨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如此，称呼他“以亮先生”。

　　杨牧在这两篇文章之前，可以算作从未真正尝试过翻译。最多是“在大学时代私密的练习，而我记得的却是一件颇具野心的计划，和济慈最纯净，透亮，而不减丝毫繁美的神话与诗有关。就是在东海毕业前一年吧，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动手开始翻译起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

　　林以亮1996年去世，而杨牧证实这个消息已是1997年的暑假。对此他充满遗憾：

　　当初选译叶慈诗得以成书出版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开始的时候我还住在清水湾，竟未能就近让他看到一些稿本;至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想必是他最感兴味的题材，无论就他的家学或人生体验而言都是，但也来不及了。

　　对个人而言，他期许激励于我的正是文学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授受之间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遗余力，以及我偶尔奋起从事的翻译工作，其实正是他给予我的启发，所以说翻译是我的“香港因缘”的开始。

　　《叶慈诗选》

　　2013年，杨牧在接受采访也谈及自己对翻译的态度：“翻译也是一种责任感。翻译不见得人人都要做，但只要懂得一些外国文字的人，如果不做翻译，那别人就都看不到这些文学作品了。我们自己做翻译的过程也是相当大的挑战。可以有一个再创作的经验，别人以他的思路创作出一个好像是你的，又好像不是你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

　　《英诗汉译集》

　　除了《叶慈诗选》，杨牧还在台湾出版过《英诗汉译集》，其中收录了包括伍尔夫、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柯勒律治等等多位作家的诗作，厚厚一大本。

杨牧与张爱玲

　　杨牧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博士时，张爱玲正好在那里工作，彼时的张爱玲40来岁。张爱玲记得他为《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翻译的篇章，惊讶他如此年轻。

　　杨牧在伯克利(1971年)

　　杨牧对张爱玲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见到张爱玲的时候，其实从来还不曾读过她的小说，但我读过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大半，其中辟有专章研究她，何况我们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下，合译了一本《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所以就赶快去找她的小说来看。现在想想，那时张爱玲大概也才四十多岁，但几乎所有她到今天还有人读的小说都已经写好了。

　　《奇来后书》

　　杨牧在《奇来后书》的散文中用一种远观的方式描述张爱玲：

　　张穿着很朴素，总是那样安静端庄地坐在那里，不和人家抢话讲，只专心听着，点头，好像没有太多表情，虽然偶尔脸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后来陈世骧突然离世，杨牧在追思会上并没有注意到张爱玲，后来听说她也在场：

　　据说会未终了，她就起身在檐下独立，逡巡，而终于悄悄地走了。而就在这样一种暗淡，逐渐微弱的光影里，我们的六十年代就几乎无声息地隐入势必的记忆。

　　陈世骧的离世与张爱玲的离去，在杨牧看来，为他们的六十年代画上了句号。

杨牧与牟复礼

　　1970年代伊始，杨牧来到华盛顿大学教书。正好遇见牟复礼以普林斯顿大学史学教授的身份休假至华盛顿大学客座，并正着手翻译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杨牧在纽约(1971年)

　　杨牧和牟复礼的研究室同在一幢哥特式大楼最顶层，在走廊两头相对。他的行囊里有一本牟复礼研究高启的书：

　　我们偶然谈到那个时代，屡次都听他评估高启之为政治人物，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承担，和随之而来的苦难，牺牲。但若是要谈诗，笔墨文章的艺术，好像总不免一转把题目换到晚明，即使那也并不是我的研究重心。

　　杨牧刚到华盛顿大学时，苦于没有多少教学经验，“时间分配和内容深浅如何调节都在摸索中，不知道知识分享和学术沟通为什么总是隔了一层似的”。

　　牟复礼见到杨牧愁眉苦脸的样子，便给他出主意：“我想你是预备得太充分，材料太多了。有时一堂课下来也必须留一点空白，随机应变，可以让学生参与提问，发挥，会比你这样把五十分钟时间全挤满讯息资料让人透不过气来要好些”。

　　关于教学的困扰，杨牧也曾在写给徐复观的公开信中提及。徐复观回信说：“我希望你把教书的生活能加以‘文学化’、‘艺术化’，在教书生活中发现人生的乐趣，而不必存一种厌离的心理。”后来这封回信收录在《徐复观全集》的《论文学》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