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周史，确认中华文明之根
时间：2026-10-13
来源： 陈洪宜
作者：法治文艺委
中国传统史学界一直说“周朝八百年天下”,这是包括着西周、东周<春秋/战国>一起说的,大致差不离。 传统史学界又有“东周列国”的说法,那是说“东周之列国”,即 “东周时的列国”,并不是把列国政权与东周政权平列看待。我们这里说的“周史”,也是包括着西周、东周<春秋/战国>一起说的。
现在分三个专题来讲:
笫一专题: 西周王朝从建国之初起,即致力于定都城、定国制、定文字、定业态，从而构建了中华领土国家早期的完整形态，为大一统奠定根基。这,世界唯一。
一、定都城。
我国炎黄尧舜禹时期是酋邦政权时期，各有地盘，各有城邑聚居区，但常常随机迁徙，无固定疆域,无所谓行政上的“京城”；到夏/商“家天下”王权时期，有了相对稳定的京城，但仍迁徙无常,殷商的京城迁徙就不下10次之多。
周人的酋邦兴起于甘陇，聚居于天水/宝鸡一带,后沿渭水东下，开发“蒿”地。到文王时，又由此东下河洛，军事势力发展到黎邑（今山西上党地区），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二”，震动殷商。
周武王灭商后，统治范围猛增，领土含整个黄淮流域，于是将根据地“蒿邑”改名为“镐(HAO)京”，定都于此，这才确立了国家行政中心。周公因为洛邑“天下赋税道里均”，将“殷民六族”迁到“洛邑”，定为国家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从此,镐京/洛阳一带,成为周天子的直辖区，绝不分封给诸侯。作为领土国家的最重要的中心行政区，在此后两千五百年历史上，关中--河洛地带,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
定都,标志着国家的正式成形(任何政权的寿命都从定都之日起算)。
二、定国制----天子制、乡遂制和分封制
(一)天子制:
周代规定:天子是国家最高全权代表。朝廷由天子领导下的三公九卿组成，全国行政事务由“六官”主持:1.天官冢宰府,对国家政务负总责，为君主治国/君主享国服务；2.地官司徒府,负责国民教育与教化，为全国农业生产与税收做总体规划，主理民事争讼；3.春官宗伯府,执行国家礼仪,主持王室宗亲事务；负责国宾接待；4.夏官司马府,对国防建设与武装/武备负总责，参与国家大型工程的规划；5.秋官司寇府,制定国家法律，对刑罚惩治-刑狱管理负专责，保证要害单位的安全，保证民生的有序；6.冬官司空府,对国家工场管理和国家土木工程负专责，保证生产秩序,为强国家、富官府、安民生服务。
(二)乡遂制(国野制):
周天子有自己的直轄区，即京/洛与其郊野。天子把京/洛城区分为六个“乡”(省级政区)，设“乡-州-党-闾-里-比”六级行政区（每乡五州，每州五党，每党五闾，每闾四里，每里五比，每比五户）；把广袤的京郊鄙野分为六个“遂”(省级政区)，同样设六级行政区曰“遂-县-鄙-酇-里-邻”（每遂五县，每县五鄙，每鄙五酇，每酇四里，每里五邻，每邻五户）,此之谓“乡遂制”（也称“国野制”。国,城区。野，旷野）。如果没有直属的“六乡六遂”，周天子由谁来养活呢？
乡遂制是周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依《周礼》的说法：乡遂制远在西周初年就已经萌生。乡/遂、州/县各级皆有衙署，基层的闾/里、比/邻也皆设官长，全由朝廷统理，一级服从一级；行政权力直达居民户。故在乡遂制下、国家意志可以一插到底，国家行为动辄举国体制：帝王狩猎，帝王朝会，帝王婚丧，都是举国动员----这正是后世郡县制的本质特征----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乡遂制才是郡县制的历史前身----故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与"诸子"文章中，乡遂、州党、郡县、闾里、什伍、比邻这类的大小政区名，触目皆是。东周政权及齐鲁晋宋卫吴楚秦燕各路诸侯，也都有乡、县、州、里之类的政区建制，只是还有待于人们作统一整合、依序梳理而已。
(三) 分封制:
分封制是西周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重大战略举措，与乡遂制平行。分封，是历史的要求。当年，商纣王被推翻了，周天子的统治视野，一下子由渭水流域猛然扩及全部商文化区及其周边的土方、鬼方、人方等辽阔地带。这里蛮夷杂处，且被高山巨川分隔着，十里不同风，千里言语异，要想对它作有效管理，谈何容易！周天子就让一大批周室宗亲和功臣名将们"受封"：奉天子之命，远离家乡丰镐、远离渭水之滨,开赴千里万里之外的陌生地带去拓荒“建国(城)”。这是周人对辽远天下作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凡受封诸侯所在地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画出了华夏领土国家最初的蓝图！它的实施,何等英明。
西周开国君臣周武王姬发与周公姬旦，将直属领地之外的大量国土分赐给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的贵族成员，使之各建其都，各辟其野，各治其民，各征其税，各组其军；做到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各占其利，从而保持西周全境的稳定与安宁有序，起到"屏藩周室"的作用。这就是“封侯建国”制，也称“封土建国”制，习惯上称之为“分封制”或曰“封建制”。
周初受封的诸侯有七十余个，其中周室同姓诸侯50余；另有诸侯的附庸二、三百个；但不论分封了多少诸侯，周天子都保有最大范围的直属领地,最大量的劳动人口、最丰富的资源。
西周“天子”拥有对“天下”的独占管理权，对国土开发/民智开发的统一规划权，对全国“统一正朔”的绝对管理权[不奉正朔就征讨]，对社会礼法生活的统一监测权。故西周三/四百年间，诸侯们遵礼守法，各尽其职，各得其利;没有叛乱，没有任何“独立”倾向，即便是东周春秋争霸时，诸侯名义上仍要“尊王”，仍要接受周王室的册封，仍要进贡:例如鲁隐/郑庄/齐桓/晋文。现在有人不承认“西周大一统”,认为西周从一开给就是分裂的;原因之一是混淆了历史。
(三)定文字:
夏商时的甲骨文结体松散,无所谓“笔画”,西周宣王时,太史籀在继承甲骨文之象形/形音义一体的基础上,创制了“篆字”[大篆],这是中国第一代结体严谨方整的方块文字。方块字的出现，使“书同文”成为现实可能，使大块文章成为可能。甲骨文没有百十个字连缀成的“文章”，西周钟鼎铭文则动辄上百/数百个字;春秋战国时的<道德经>有5000言,<<论语>12000言。随后诸子百家都写这种方块“篆字”,几万/几十万字的专著便涌现了，而且还都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的。秦始皇时将其改为“小篆”,又进一步改为“隶书”，这才有了“扌忄氵灬”的部首概念,有了“横直撇捺点钩挑”的笔划概念,文字更美/更适用/更便于书写/识别/推广了。
(四)定业态:
井田大农业与国营工场工商业是周代的实体产业业态。
西周以农兴国,《诗经.周颂》将农业先祖神圣化、史诗化，表达了中国人对农业倾注的无限深情。《诗经》中《生民》《七月》《大田》《甫田》等篇章所讴歌的“十千维耦”“千斯箱、万斯箱”“仓庾连云”那种井田大农业的大格局，是欧洲人直到十八世纪也没见过的。
西周时，中国先民就已自觉地用先进科技来装备产业、优化民生了。《考工记》上说：周代，全国水土田林沟渠道路都被置于网格化的“井田”设计之下，实行“大田作业”；都·邑·庐·舍，都必须建在“水·土·田·林”足以持续承担的地面上,全国大小城邑都设计在依山靠水之境。
《考工记》上又说：周代，全国“工商食官”，所有手工工场统由国家管理，按工序分工协作,进行标准化生产,特别是戈矛兵车，必须统一标准制作(在西方,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可见,周代农工商实体产业之业态,也是”大一统”的。
笫二专题:东周时的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是中华各部走向大融合的第一轮大竞发，而不是无序的西式“竞争”;当时,诸子百家共同设计了一套新王朝的新秩序,秦帝国由此孕育而成。
西周末年,周王室的统御力、调控力急速下降，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封国间立刻排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强大诸侯迅猛快速发展.此时,既有激烈的军事拚搏，多变的实力重组，更多的是通关易货、兴灭继绝的相互提携、相互渗透，相互兼併。崛起的霸主们不以消灭对手为主要目标，而以能带动一大批弱势群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为荣；尽管大吃小、强欺弱比比皆是，内讧迭起,篡弑不断,而新的分裂则极为罕见。总体上呈现一派春来花竞发，红紫各争妍的兴发景观。
一、春秋时,五霸“经营华夏”之业绩尤为突出
齐桓公与管仲协同，首开“称霸”之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不以兵车”，而是通过九次“衣裳之会”，和平地动员和凝聚华夏力量, 奋力前行。在齐桓公主持下，诸侯们自主地会盟于葵丘, 订立公约，共五条："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从而稳定政治秩序）。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兴国，人才第一;人才,德行第一）。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稳定社会秩序，爱护弱势群体）。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否定世卿世禄制，实行开明政治;不得独裁/专杀）。五命曰：无曲防（不得以邻为壑，不得垄断水源），无遏籴（不得阻截粮道,不得垄断粮食市场），无有封而不告（营建良性国际秩序凡亲燕百有所封建,必通报国际）。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道“联合国宣言”，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原诸侯统一推进华夏文明建设的总纲。它提炼并确认了华夏秩序，使之在新时期发挥出凝聚人心的主体作用。齐桓公依此展开了扶弱济穷、兴灭继绝的称霸史。他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至今有效。
紧随其后，晋文公同样重视整体推进华夏文明建设。《左传·襄十一年》载：晋文公与诸侯同盟于亳，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藴年（不得屯积粮食不救灾），毋壅利（不得闭关，垄断山川之利），毋保奸（不得庇护逃亡罪犯），毋留慝（不得坚持错误不悔改），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奨王室。或间兹命(有谁不遵守此公约)，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臣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七姓：晋.鲁.卫.郑.曹.縢--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这显然是华夏诸邦的价值认同、行为认同、心理认同。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们，以此为本钱，与秦穆公-楚庄王等展开了白热化的争霸斗争，持续两百年之久，经过诸如必阝之战、鞌之战、殽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规模的血拚，使诸夏各方从松散共存逐步走上经济文化交融的进程。秦国混一了关中汉中与梁益,楚国混一了江汉湘赣汝淮沂沭流域;最后，偏居东南的吴/越也相继北上，投入中原的轮番纷争，终于实现了华夏文明对神洲的全覆蓋——这便是春秋竞发的空前盛况。这绝不等同于欧洲的无序竞争。
二、《春秋》所记之鲁史春秋段,同时也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一份缩影。《春秋》时华夷的杂处与融合,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
鲁，建国于西周初年,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段,前后计800年，历36位君主,到鲁隐公当政之时（前722--前711），周王室已东迁了（前770）半个世纪。此时，鲁国的发展颇有起色。在鲁、宋、卫、齐、蔡、陈、许、郑等华夏诸侯邦国中，鲁不失为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其周边的一批微小邦国纪、杞、邹、滕、莒、郯等都认其为宗主，连本土“戎人”也乐于与其交往，故鲁国常能主导重大国际战略活动。后来，鲁桓公上台，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很大，常与强势的郑、齐联手左右天下大势,调停争端,颇有“鲁桓试霸”之风。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鲁史的全部。我们如果超越前人对改朝换代、兴灭继绝的特殊兴趣，不是专从权力角斗的角度去看《春秋》，而是从中国早期经济文化、产业建设、礼乐制度、教育科技、民族关系的总视角去看鲁史，则有待发掘的内容正多。
本期的鲁国，推行过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初税亩、作丘赋之类，这受到近人的很高评价；它组织过全国性、国际性救灾配粮活动，组织过筑城/建寨等国防土木工程和开渠浚流的水利工程，甚至开展过大型歌舞汇演与渔业竞赛活动;它与势力范围内的戎夷土邦小国也能放下身段友好相处，这并不容易。
人们通常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原都是居于中原周边的边民，其实不尽然。黄河中下游原本也杂居着很多种族，如《春秋》所记：与鲁隐公/齐桓公/晋文公们交手的戎、狄、蛮、夷，并不是从周边打进中原来的异己力量，多是中原固有的土著，只是尚未接受周天子的“正朔”、不甘服从身边诸侯而已，所谓“正朔不加，礼乐不及，朝聘不与”是也。如“伊洛之戎”"陆浑之戎"“白狄”“赤狄”“莱夷”“准夷”“九夷”之类,原本就住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以今之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苏皖为核心的地带)。
三、孔老墨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学术根基。有这样一批历史节点必须记住:
1.周宣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两次会盟宣言，是华夏精神的有效提炼，是中国精神用于国际交往的最初尝试;
2.齐楚弭兵、城濮之战、问鼎中原、鄢陵之战,都发生在儒道墨三家还远未形成体系之前，而荆楚势力己北抵黄河，中原大地面临文化形态与历史发展方向的严重选择。
3.春秋显学孔老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预设了中华学术的广阔天地，标志着中国意识形态的高度成熟。其最重大的文化硕果，当然是诞育了大圣人孔子和他名下的巨著“五经”,以及由孔子带出的那支跨国的、札根社会的庞大知识队伍，从而召唤出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孔子<易.十翼>写成于他60岁前后,这是先秦儒学形成体系的标志;老子“五千言”写成于他出关之时,这是先秦道家形成体系的宣告;墨子访楚发生在墨子中年，这是墨子思想成熟的开始。孔老墨三家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为整个中华民族铸造了灵魂。
四、战国诸子为“新王”做了详明的理论先导，而战国七雄则是春秋称霸的升级版,其目标就是“新王”,就是确立国家大一统的新秩序，秦帝国由此孕育而成。诸子百家凝聚了我们的民族智慧；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灵魂；先贤们认定的国家职能“食货领先、礼乐并举、不忘兵刑”一直传承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一直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其间,魏国首创<魏户律>,齐国首创<齐律十三章>，把华夏社会导入全新的法制秩序;赵国大倡’合纵’,团结国际反秦力量;楚国完成了湘赣汉淮沂沭直至五湖流域的大混一;而秦国最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帝国政权。
周天子把“天下一统”作为国家的施政目标，依礼治方针，以国家制定法(五礼/五刑/五禁)为羽翼，以宗法等级制为阶梯，以井田作业为侬托，以城市管理为中心，以人口地著为原则，以户籍登录为杠杆、以方块文字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存储的手段,举国一致,全面实施礼乐管理,绝对统一正朔时令.....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又内化为国民心理素质，成为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精神文明基因，为中华大一统扎下了深根。
秦始皇的统一，是帝国政治的统一，是中央集权/政教分离/分级管理制的统一，是周代“王权统一”的升级版。无视周史、无视先秦对中华大一统的创造性贡献,中华文明史就被砍了一大截， 中华文明的灵魂就无从谈起。
习主席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切，都首创于西周、倡导于东周诸子。[全文6000言]
现在分三个专题来讲:
笫一专题: 西周王朝从建国之初起,即致力于定都城、定国制、定文字、定业态，从而构建了中华领土国家早期的完整形态，为大一统奠定根基。这,世界唯一。
一、定都城。
我国炎黄尧舜禹时期是酋邦政权时期，各有地盘，各有城邑聚居区，但常常随机迁徙，无固定疆域,无所谓行政上的“京城”；到夏/商“家天下”王权时期，有了相对稳定的京城，但仍迁徙无常,殷商的京城迁徙就不下10次之多。
周人的酋邦兴起于甘陇，聚居于天水/宝鸡一带,后沿渭水东下，开发“蒿”地。到文王时，又由此东下河洛，军事势力发展到黎邑（今山西上党地区），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二”，震动殷商。
周武王灭商后，统治范围猛增，领土含整个黄淮流域，于是将根据地“蒿邑”改名为“镐(HAO)京”，定都于此，这才确立了国家行政中心。周公因为洛邑“天下赋税道里均”，将“殷民六族”迁到“洛邑”，定为国家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从此,镐京/洛阳一带,成为周天子的直辖区，绝不分封给诸侯。作为领土国家的最重要的中心行政区，在此后两千五百年历史上，关中--河洛地带,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
定都,标志着国家的正式成形(任何政权的寿命都从定都之日起算)。
二、定国制----天子制、乡遂制和分封制
(一)天子制:
周代规定:天子是国家最高全权代表。朝廷由天子领导下的三公九卿组成，全国行政事务由“六官”主持:1.天官冢宰府,对国家政务负总责，为君主治国/君主享国服务；2.地官司徒府,负责国民教育与教化，为全国农业生产与税收做总体规划，主理民事争讼；3.春官宗伯府,执行国家礼仪,主持王室宗亲事务；负责国宾接待；4.夏官司马府,对国防建设与武装/武备负总责，参与国家大型工程的规划；5.秋官司寇府,制定国家法律，对刑罚惩治-刑狱管理负专责，保证要害单位的安全，保证民生的有序；6.冬官司空府,对国家工场管理和国家土木工程负专责，保证生产秩序,为强国家、富官府、安民生服务。
(二)乡遂制(国野制):
周天子有自己的直轄区，即京/洛与其郊野。天子把京/洛城区分为六个“乡”(省级政区)，设“乡-州-党-闾-里-比”六级行政区（每乡五州，每州五党，每党五闾，每闾四里，每里五比，每比五户）；把广袤的京郊鄙野分为六个“遂”(省级政区)，同样设六级行政区曰“遂-县-鄙-酇-里-邻”（每遂五县，每县五鄙，每鄙五酇，每酇四里，每里五邻，每邻五户）,此之谓“乡遂制”（也称“国野制”。国,城区。野，旷野）。如果没有直属的“六乡六遂”，周天子由谁来养活呢？
乡遂制是周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依《周礼》的说法：乡遂制远在西周初年就已经萌生。乡/遂、州/县各级皆有衙署，基层的闾/里、比/邻也皆设官长，全由朝廷统理，一级服从一级；行政权力直达居民户。故在乡遂制下、国家意志可以一插到底，国家行为动辄举国体制：帝王狩猎，帝王朝会，帝王婚丧，都是举国动员----这正是后世郡县制的本质特征----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乡遂制才是郡县制的历史前身----故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与"诸子"文章中，乡遂、州党、郡县、闾里、什伍、比邻这类的大小政区名，触目皆是。东周政权及齐鲁晋宋卫吴楚秦燕各路诸侯，也都有乡、县、州、里之类的政区建制，只是还有待于人们作统一整合、依序梳理而已。
(三) 分封制:
分封制是西周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重大战略举措，与乡遂制平行。分封，是历史的要求。当年，商纣王被推翻了，周天子的统治视野，一下子由渭水流域猛然扩及全部商文化区及其周边的土方、鬼方、人方等辽阔地带。这里蛮夷杂处，且被高山巨川分隔着，十里不同风，千里言语异，要想对它作有效管理，谈何容易！周天子就让一大批周室宗亲和功臣名将们"受封"：奉天子之命，远离家乡丰镐、远离渭水之滨,开赴千里万里之外的陌生地带去拓荒“建国(城)”。这是周人对辽远天下作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凡受封诸侯所在地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画出了华夏领土国家最初的蓝图！它的实施,何等英明。
西周开国君臣周武王姬发与周公姬旦，将直属领地之外的大量国土分赐给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的贵族成员，使之各建其都，各辟其野，各治其民，各征其税，各组其军；做到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各占其利，从而保持西周全境的稳定与安宁有序，起到"屏藩周室"的作用。这就是“封侯建国”制，也称“封土建国”制，习惯上称之为“分封制”或曰“封建制”。
周初受封的诸侯有七十余个，其中周室同姓诸侯50余；另有诸侯的附庸二、三百个；但不论分封了多少诸侯，周天子都保有最大范围的直属领地,最大量的劳动人口、最丰富的资源。
西周“天子”拥有对“天下”的独占管理权，对国土开发/民智开发的统一规划权，对全国“统一正朔”的绝对管理权[不奉正朔就征讨]，对社会礼法生活的统一监测权。故西周三/四百年间，诸侯们遵礼守法，各尽其职，各得其利;没有叛乱，没有任何“独立”倾向，即便是东周春秋争霸时，诸侯名义上仍要“尊王”，仍要接受周王室的册封，仍要进贡:例如鲁隐/郑庄/齐桓/晋文。现在有人不承认“西周大一统”,认为西周从一开给就是分裂的;原因之一是混淆了历史。
(三)定文字:
夏商时的甲骨文结体松散,无所谓“笔画”,西周宣王时,太史籀在继承甲骨文之象形/形音义一体的基础上,创制了“篆字”[大篆],这是中国第一代结体严谨方整的方块文字。方块字的出现，使“书同文”成为现实可能，使大块文章成为可能。甲骨文没有百十个字连缀成的“文章”，西周钟鼎铭文则动辄上百/数百个字;春秋战国时的<道德经>有5000言,<<论语>12000言。随后诸子百家都写这种方块“篆字”,几万/几十万字的专著便涌现了，而且还都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的。秦始皇时将其改为“小篆”,又进一步改为“隶书”，这才有了“扌忄氵灬”的部首概念,有了“横直撇捺点钩挑”的笔划概念,文字更美/更适用/更便于书写/识别/推广了。
(四)定业态:
井田大农业与国营工场工商业是周代的实体产业业态。
西周以农兴国,《诗经.周颂》将农业先祖神圣化、史诗化，表达了中国人对农业倾注的无限深情。《诗经》中《生民》《七月》《大田》《甫田》等篇章所讴歌的“十千维耦”“千斯箱、万斯箱”“仓庾连云”那种井田大农业的大格局，是欧洲人直到十八世纪也没见过的。
西周时，中国先民就已自觉地用先进科技来装备产业、优化民生了。《考工记》上说：周代，全国水土田林沟渠道路都被置于网格化的“井田”设计之下，实行“大田作业”；都·邑·庐·舍，都必须建在“水·土·田·林”足以持续承担的地面上,全国大小城邑都设计在依山靠水之境。
《考工记》上又说：周代，全国“工商食官”，所有手工工场统由国家管理，按工序分工协作,进行标准化生产,特别是戈矛兵车，必须统一标准制作(在西方,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可见,周代农工商实体产业之业态,也是”大一统”的。
笫二专题:东周时的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是中华各部走向大融合的第一轮大竞发，而不是无序的西式“竞争”;当时,诸子百家共同设计了一套新王朝的新秩序,秦帝国由此孕育而成。
西周末年,周王室的统御力、调控力急速下降，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封国间立刻排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强大诸侯迅猛快速发展.此时,既有激烈的军事拚搏，多变的实力重组，更多的是通关易货、兴灭继绝的相互提携、相互渗透，相互兼併。崛起的霸主们不以消灭对手为主要目标，而以能带动一大批弱势群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为荣；尽管大吃小、强欺弱比比皆是，内讧迭起,篡弑不断,而新的分裂则极为罕见。总体上呈现一派春来花竞发，红紫各争妍的兴发景观。
一、春秋时,五霸“经营华夏”之业绩尤为突出
齐桓公与管仲协同，首开“称霸”之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不以兵车”，而是通过九次“衣裳之会”，和平地动员和凝聚华夏力量, 奋力前行。在齐桓公主持下，诸侯们自主地会盟于葵丘, 订立公约，共五条："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从而稳定政治秩序）。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兴国，人才第一;人才,德行第一）。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稳定社会秩序，爱护弱势群体）。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否定世卿世禄制，实行开明政治;不得独裁/专杀）。五命曰：无曲防（不得以邻为壑，不得垄断水源），无遏籴（不得阻截粮道,不得垄断粮食市场），无有封而不告（营建良性国际秩序凡亲燕百有所封建,必通报国际）。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道“联合国宣言”，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原诸侯统一推进华夏文明建设的总纲。它提炼并确认了华夏秩序，使之在新时期发挥出凝聚人心的主体作用。齐桓公依此展开了扶弱济穷、兴灭继绝的称霸史。他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至今有效。
紧随其后，晋文公同样重视整体推进华夏文明建设。《左传·襄十一年》载：晋文公与诸侯同盟于亳，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藴年（不得屯积粮食不救灾），毋壅利（不得闭关，垄断山川之利），毋保奸（不得庇护逃亡罪犯），毋留慝（不得坚持错误不悔改），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奨王室。或间兹命(有谁不遵守此公约)，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臣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七姓：晋.鲁.卫.郑.曹.縢--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这显然是华夏诸邦的价值认同、行为认同、心理认同。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们，以此为本钱，与秦穆公-楚庄王等展开了白热化的争霸斗争，持续两百年之久，经过诸如必阝之战、鞌之战、殽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规模的血拚，使诸夏各方从松散共存逐步走上经济文化交融的进程。秦国混一了关中汉中与梁益,楚国混一了江汉湘赣汝淮沂沭流域;最后，偏居东南的吴/越也相继北上，投入中原的轮番纷争，终于实现了华夏文明对神洲的全覆蓋——这便是春秋竞发的空前盛况。这绝不等同于欧洲的无序竞争。
二、《春秋》所记之鲁史春秋段,同时也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一份缩影。《春秋》时华夷的杂处与融合,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
鲁，建国于西周初年,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段,前后计800年，历36位君主,到鲁隐公当政之时（前722--前711），周王室已东迁了（前770）半个世纪。此时，鲁国的发展颇有起色。在鲁、宋、卫、齐、蔡、陈、许、郑等华夏诸侯邦国中，鲁不失为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其周边的一批微小邦国纪、杞、邹、滕、莒、郯等都认其为宗主，连本土“戎人”也乐于与其交往，故鲁国常能主导重大国际战略活动。后来，鲁桓公上台，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很大，常与强势的郑、齐联手左右天下大势,调停争端,颇有“鲁桓试霸”之风。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鲁史的全部。我们如果超越前人对改朝换代、兴灭继绝的特殊兴趣，不是专从权力角斗的角度去看《春秋》，而是从中国早期经济文化、产业建设、礼乐制度、教育科技、民族关系的总视角去看鲁史，则有待发掘的内容正多。
本期的鲁国，推行过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初税亩、作丘赋之类，这受到近人的很高评价；它组织过全国性、国际性救灾配粮活动，组织过筑城/建寨等国防土木工程和开渠浚流的水利工程，甚至开展过大型歌舞汇演与渔业竞赛活动;它与势力范围内的戎夷土邦小国也能放下身段友好相处，这并不容易。
人们通常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原都是居于中原周边的边民，其实不尽然。黄河中下游原本也杂居着很多种族，如《春秋》所记：与鲁隐公/齐桓公/晋文公们交手的戎、狄、蛮、夷，并不是从周边打进中原来的异己力量，多是中原固有的土著，只是尚未接受周天子的“正朔”、不甘服从身边诸侯而已，所谓“正朔不加，礼乐不及，朝聘不与”是也。如“伊洛之戎”"陆浑之戎"“白狄”“赤狄”“莱夷”“准夷”“九夷”之类,原本就住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以今之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苏皖为核心的地带)。
三、孔老墨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学术根基。有这样一批历史节点必须记住:
1.周宣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两次会盟宣言，是华夏精神的有效提炼，是中国精神用于国际交往的最初尝试;
2.齐楚弭兵、城濮之战、问鼎中原、鄢陵之战,都发生在儒道墨三家还远未形成体系之前，而荆楚势力己北抵黄河，中原大地面临文化形态与历史发展方向的严重选择。
3.春秋显学孔老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预设了中华学术的广阔天地，标志着中国意识形态的高度成熟。其最重大的文化硕果，当然是诞育了大圣人孔子和他名下的巨著“五经”,以及由孔子带出的那支跨国的、札根社会的庞大知识队伍，从而召唤出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孔子<易.十翼>写成于他60岁前后,这是先秦儒学形成体系的标志;老子“五千言”写成于他出关之时,这是先秦道家形成体系的宣告;墨子访楚发生在墨子中年，这是墨子思想成熟的开始。孔老墨三家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为整个中华民族铸造了灵魂。
四、战国诸子为“新王”做了详明的理论先导，而战国七雄则是春秋称霸的升级版,其目标就是“新王”,就是确立国家大一统的新秩序，秦帝国由此孕育而成。诸子百家凝聚了我们的民族智慧；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灵魂；先贤们认定的国家职能“食货领先、礼乐并举、不忘兵刑”一直传承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一直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其间,魏国首创<魏户律>,齐国首创<齐律十三章>，把华夏社会导入全新的法制秩序;赵国大倡’合纵’,团结国际反秦力量;楚国完成了湘赣汉淮沂沭直至五湖流域的大混一;而秦国最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帝国政权。
周天子把“天下一统”作为国家的施政目标，依礼治方针，以国家制定法(五礼/五刑/五禁)为羽翼，以宗法等级制为阶梯，以井田作业为侬托，以城市管理为中心，以人口地著为原则，以户籍登录为杠杆、以方块文字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存储的手段,举国一致,全面实施礼乐管理,绝对统一正朔时令.....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又内化为国民心理素质，成为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精神文明基因，为中华大一统扎下了深根。
秦始皇的统一，是帝国政治的统一，是中央集权/政教分离/分级管理制的统一，是周代“王权统一”的升级版。无视周史、无视先秦对中华大一统的创造性贡献,中华文明史就被砍了一大截， 中华文明的灵魂就无从谈起。
习主席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切，都首创于西周、倡导于东周诸子。[全文6000言]
编辑：姜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