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帝国工矿业

　　宋代(960--1127--1279)工矿业发达，制造业兴旺，商贸业繁盛，而且科技文化产业、生活服务业、医药民生事业也都远居于世界前列。宋代的工矿业体制、结构、运作状况与运作规律及其富国养民的社会效益，标志着一代社会生产力、一代社会文明水准的卓越成就。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生产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中国10世纪的钢铁产量基本达到这样的水平。

　　宋代工矿业空前发达，从陕甘青到闽粤桂，从巴蜀鄂到江浙赣，都分布着以“五金”为主之开采-冶炼-制作的“监”“冶”“场”“务”等。“监”是宋代在大型矿区创设的直辖行政单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相当于当今综合性实体产业公司;“冶”与“监”平行，通常由地方政府管理。“场”是大型矿冶产业基地;“务”负责安排冶炼作业、征收产业税。

　　一、工矿业种类与分布

　　宋初，工矿业已经遍布全国，品类繁多：当时最重要的矿产是“五金”以及汞、矾、朱砂等，实现着工序化一条龙生产与制作：

　　1.金产：分布于商州、饶州、歙州、抚州以及南安军【“军”是中央特辖的州县级行政单位】。

　　2.银产：分布于凤州、建州、桂阳三州，这里有三“监”。在饶州、信州、䖍州、越州、衢州、处州、道州、福州、汀州、漳州、南剑州、韶州、广州、英州、连州、恩州、春州等十七州，包括建昌军、邵武军、南安军在内，一共设有五十一个”场”;并在秦州、陇州、兴元州设有三个“务”。

　　3.铜产：分布于饶州、处州、建州、英州、信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及南安军、邵武军，共设有三十五个“场”。另外，在梓州还设有一个“务”。

　　4.铁产：分布于徐州、兖州、相州，有四个“监”。河南、凤翔、同州、虢州、仪州、蕲州、黄州、袁州、英州、兴国军，共有十二个“冶”。晋州、磁州、凤州、澧州、道州、渠州、合州、梅州、陕州、耀州、坊州、䖍州、汀州、吉州等十四州，共有二十个“务”;信州、鄂州、连州、建州、南剑州与邵武军，建有二十五个“场”。

　　5.铅产：分布于越州、建州、连州、英州、春州、韶州、衢州、汀州、漳州、南剑州等十州，外加南安军、邵武军，共计设有三十六个“场”和“务”。

　　6.锡产：分布于河南、南康、䖍州、道州、贺州、潮州、循州等七州，加上南安军，共有九个“场”。

　　7.水银：分布于陕甘之秦、阶、商、凤四州，共有四个“场”。

　　8.朱砂：分布于商、宜二州加富顺监，共有三个“场”。

　　另外，当时已发现石油与煤矿;石油可用于取烟制墨、取油燃灯、以油治病等。宋代科学家沈括说：过去以松烟制墨，松材耗用太多，中原不少青山成了光秃秃的童山，生态破坏严重，以石油之烟末替代，实为大幸。煤矿开采也已达到先进水平。

　　二、 工矿业规模与产量

　　宋代在工矿区专门设置了“监”，北方最著名的“监”有兖州的莱芜监，磁州的武安监和徐州利国监。后来，南方的广州、端州、梧州、雷州等地也都有”监”有”场”有“务”。《宋史》记载，宋初有铜场十四，铁场三十八，铅场二十四，锡场五座。到英宗治平(1064)年间，诸州坑冶总共有二百七十一座。而今在北方的邢州、相州、莱芜、邯郸都发现北宋的矿冶遗址。

　　史载：蔡京当政时，仅专责冶铜铸钱之“十监”就有江州广宁监、池州永丰监、饶州永平监、建州丰国监、衡州咸宁监，舒州同安监，严州神泉监，鄂州宝泉监，梧州元丰监，韶州永通监等。

　　宋代历史学家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中说：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两浙各路皆有之。宋太祖时，天下年产：

　　铜：七百另五万斤，

　　铁:一百一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

　　锡:七十六万斤。皆有奇。

　　到宋仁宗皇佑(1038)中岁，国家控制的各矿冶共得：

　　金:万五千九十五两【计量很精细，说明管理严密到位】。

　　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

　　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

　　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

　　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

　　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

　　汞:二千二百斤。

　　渡江之后，其数日减，至绍兴(1131-1162)末年，得：

　　(1)江东西、福建、广西、湖南、潼州府、利州路十四州、年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其中，信州胆铜九万六千五百斤，饶州胆铜二万三千四百斤，潮州胆铜八万八千九百斤，黄铜二百斤，潭州胆铜三千四百斤，建宁府黄铜八千三百斤，连州黄铜二千八百斤、池州胆铜四百斤、汀州黄铜六十斤、邵武军黄铜三百斤、潼州府黄铜六千斤，利州黄铜七千斤，兴州黄铜一千六百斤，南剑州黄铜三千六百斤】。

　　(2)江东西、广南、湖南、福建二十州，年产铁八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而蜀中所产不与焉【其中，信州二十五万七千斤，抚州十一万七千斤，吉州二十九万斤，建州四万斤。欝林州二万七千五百斤。兴国军二万四千九百斤，饶州一万七千斤，舒州一万七千五百斤，宾州一万四千六百八斤，江州一万三千八百斤，潭州一万三千斤，惠州一万二千七百斤，韶州一万二千斤，广州六千九百斤，池州六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辰州三千四百斤，处州一千三百斤，徽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竒】。

　　江湖闽广浙东二十州，年产铅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两【其中，信州十一万五千斤，浔州二万二千二百斤，南剑州九千五百斤，宾州、韶州皆五千六百斤，邕州、连州皆五千斤，兴国军六千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宁府三千二百斤，峡州三千七百斤，潭州一千八百斤，舒州七百斤，处州五百斤，衢州四百斤，温州、南恩州皆二百斤，桂阳军七十二斤，韶州六十斤。皆有竒】。

　　湖广四州年产锡二万五百四十八斤六两【其中，贺州一万二千六百斤，桂阳军三千八百斤，彬州二千四百斤，衡州一千五百斤。各矿之产皆有竒】。

　　三、工矿业的经营管理

　　矿山，利之所在，是官家与私人的必争之地。矿主又全是牟大利、求大欲的商贾(私商或官商)。他们有钱，足以巴结、贿赂、腐蚀、收买、左右官府;他们有势，足以与政府相对抗，招摇一方，动辄滋事，坑害大批善良。矿山又是大量非农人口的集聚之区。流民们离开土地，游走八方，多为身强力壮之人，或者身怀技艺，来此谋食谋生;而矿区所生产的物品，盐铁矾汞，金银铜锡，哪一样都值钱，但哪一样都不能直接满足衣食之需，都必须仰赖工薪，去市场贸易衣粮，那是不可一日或缺的维生用品;而矿主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又势必千方百计压低工薪，并垄断衣粮百物供应渠道;于是偷扒窃取，纷争斗殴，在在而是，又往住激成大变。宋朝工矿业空前发达，其管理任务之沉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如此规模的帝国工矿业大生产，聚集着教千、数万、甚至上十万的劳工，依工序分工，从亊沉重的体力劳动，仅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是个沉重负担，况论其余!一旦有事，谁也难负其责。然而，终南北宋数百年历史，境内关于矿工暴动的记录，却寥寥无几。

　　宋初名臣余靖《武溪集.韶州新置永通监记》一文中说：广东韶州地区盛产五金，铜矿储量闻名于岭南岭北，“四方之人，弃农亩而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人!”(请注意这个巨大数字，它只是新开的一个中型“监”)。宋真宗时，朝廷决定开发韶州铜矿，铸铜钱供市场使用,于是设置了“永通监”。该监主体建筑高大宏敞，可监临整个矿区;而专责治安的指挥部就设在大楼内;其前面辟有宽阔的大广场，众冶官的官署就设在广场之南，而群工则屯营于墙垣之外。这里，共有工房800间，分为八个“作”(车间)，由模沙作、冶金作等负责采矿、冶铜，流水作业;另设两个相对独立的“离局”专责铸造铜钱，严格监控。凡铸币车间需用的铅错工具、器材，薪炭供应等。各种物资储备则由专门“异室”按需求供应。生产车间之外，还设有供应矿工柴米衣炭的各种铺子。形成自给的社会单元。

　　再如煤炭开采，宋代的煤产量无疑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1954年，河南鹤壁市发掘了北宋晚期煤矿遗址，当时使用的是圆形竖井，井口直径大2.5米，其中有四条较长的挖煤巷道，总长度达500多米，可容纳数百名矿工同时作业。矿工根据地下煤层的情况，将煤田分成若干小块，采取“跳格式”方法，先内后外，逐步将煤炭开采出来。而且，井下巷道布局合理，照明、通风、排水、支架等设施完备。在宋代以后数百年，欧洲煤矿井下还不敢点灯，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挖掘。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宋代工业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欧洲人关于“城乡”“作坊”“手工工场”的概念，如何能用来框定宋代的帝国产业经济呢?

　　四、中外业态的一个有力对比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第39页)中引述了一些例子：在14世纪中期之前，欧洲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那里有4个城市人口超过5万，即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1340年布魯日有人口3万5，1412年伊普雷大约有1万人。中世纪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远在这些数字以下。西欧14世纪采矿业号称发达，一般矿坑露天，只有3-5尺，矿工数人而已。1357年，英国某锡业家有七个矿井，雇工300人。矿石提升用绞盘与提蓝。当时城乡对立，14、15世纪在布鲁日、伊普雷、根特诸城有规定：禁止在城市外发展纺织工业，附近小城市的织机均被取消，并派遣纠察人员到乡村中搜查织机。

　　如此业态，连春秋战国时的手工业作坊也赶不上，何论唐宋的帝国工矿产业!

　　《剑桥欧洲经济史》还说：中世纪时欧洲经商的困难不仅在于道路难行，人为的破坏、干扰也许更可怕。例如许多封建主会敲诈客商，在根本不需要桥梁的地方建桥，以征收桥典捐;强迫商人走根本不需要去的路，收入归当地封建主所有。如果不幸货車翻倒，则全车货物都归封建主。最可憎恨的是“船难法”，遇难船只上的货物，都归当地海岸封建主所有，大都通过掠夺商船发财。他们黑夜中在礁石林立的海区设置灯光，诱使商船碰礁，然后扣留货物。如遇抵抗，船上人员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死，投入大海.

　　欧洲在13-17世纪，只有如此可怜复可恨的业态，却酝酿了严重的城乡脱节、工农对抗、体脑矛盾;他们哪里能够梦想到东方产业的如此惊人业态!直到元代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名城佛罗伦萨时，他提到东方的繁荣，还被普遍认为是“天方夜谈”而将其投入监牢。 这，该令”西欧中心”论的学者及其信徒们何等尴尬!
 

　　[2026.4.14]

　　劲松一支 陈洪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