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汉文产业(书序)
时间：2024-01-19 10:50:21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陈鸿彝
这是一个惊世的伟大奇迹:三、四千年前的古文至今还能为国人所识读、所欣赏、所利用，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今天，把汉字放到中华文明的浩荡长流中，探求其形/音/义持续发展之奥秘，评价其对民族意识/时代精神的强大塑造功能，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
汉字,从象形的甲骨文起步,经历了金文结体方整化、隶书笔形多样化、楷体运笔艺术化、宋字构形格式化的递变,而今,它正在电子化的大道上迅速演进。它集成了丰厚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芯片”。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的最佳基础元件，是中华各地各族儿女所共创、共享的通用文化工具。
早在西周末年,我国先民就制作了“简牍”----那是全球启用最早/最廉宜/最普及的“人造专用文字载体”。它让“书”的批量复制、跨时空传承成为可能;它促成了知识的大面积下沉,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士”阶层----这是一支文化生力军;它引动了百家优品的争先竞发，形成我国第一轮知识大爆炸，为我国汉字产业的开张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大典。简书通行了上千年，是先秦-汉魏一切文化知识的主要载体(另有帛书之类)。同期举世无二。
秦汉时代,汉字走上了“秦变”之路。先秦篆体字原只是横直线段的组合，秦时发生了笔形大分化，有了点横撇捺竖钩挑折，而不同部位的点横竖折又各有艺术变形。秦隶是方块字结体的历史飞跃。汉代文化界开启了汉字形/音/义的理论研究,积累成训诂之学、章句之学、目录之学，出版了字书、辞书，空前提升了汉文产品的生产力和社会接受度。其时,出现了职业书手与专业书市。国家统筹社会文化教育，统筹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市场营销;强力贯彻“书同文、行同伦”的国策，为迎战尔后五百年的大分裂/大动乱预先集聚了深厚的文化潜力。
六朝时代,汉字的运笔艺术化了，纸、墨、笔、砚也都社会产业化了，这就让汉文产品的高质量/高产出有了高水平的工具保障。辞章之学、声律之学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字词的意义含量与情感容量，这是单纯表音文字所梦想不到的境界。它提升了中华文明之表达式的民族审美品性，开启了汉文产品走进各族人民、走向境内外市场的广阔前程，使之成为中华各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强大纽带，为汉文作为“全民通用文字”札下了不拔之根，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在500年血火纷争中的坚持与胜出。如果跟同期的“罗马帝国”之经不住“北蛮”的一次扫荡就“退回到旧石器时代去了”相比，汉文的生命力之辉煌就更为显著了。
从隋唐起,我国的造纸业、出书业成为重要社会文化产业,唐代雕版印刷业走出了国门，卷轴装纸书成为唐代公私收藏的主体，书法艺术全方位介入民族文化生活。初唐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汉字整理，规定国家法定文件与经典必需用正体字;社会交际、私人作品则可用通体字;至于民间医农百业之书柬/碑帖/契约之类，则不妨使用俗体字。“三体并存而用途有别”，保证了大唐文字使用的原则性和包容性、丰富性。唐诗/唐文/唐传奇的全面平民化，更是全社会文化水准极大提升的突出标志。所谓“汉唐文明”，原是由一个个“历史文化芯片”累积而成的。
宋代汉字产业飞速发展，实现了造纸/印刷业的经营基地化(江浙闽赣与蜀地的造纸/出版基地成片成片地出现),劳动组合工序化(它兆始于<考工记>时代),生产作业机械化(只是尚欠动力机械化),书面产出名品化(宋版书至今仍是名品中的名品),并做到了境内外雅俗读物的营销一条龙。这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的业态己登上世界超一流的巅峰。宋代书院、诗社及勾栏、书铺活动的展开，是社会活力的新表征。又，宋代活字排版术的应用以及“宋体字”的格式化，适应了批量式排版印制的客观需要。另，宋代版本目录学与金石考古学的成熟，使信息的传承、梳理、辨识、检索,有了精准的科技手段(当今电子检索用的“菜单”，不过是目录学的降格使用)。
元明清时期,不论统治集团的种族属性如何，都接力推进“书同文、行同伦”，都竭力让汉字形音义得到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从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共同珍爱，体现出汉文优异的“超民族品性”。在中国,从未因汉字的推广使用而引发任何民族矛盾与地域冲突;相反，随着文字出版业、书法应用业的发达(例如春联、楹联、牌匾、碑铭、印章、旗幡、摩岩石刻的普及)，随着说唱、戏剧、歌舞等群众宣教形式的兴起，把广大文盲也吸引到文化生活中来了，酿造了浓烈的社会文化氛围，提升了国家文明水准。这一切，世界最优甚至是世界唯一。它为中华民族厚植了共同的文化形态,共同的文化心理,共同的价值取向;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力于阿拉伯文化,共同而切实地助推欧洲突破千年的中世纪禁锢、走向发展的快车道。中外文化的正态对接,展现出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可惜，它遭遇了中外反文明势力的凶蛮阻滞，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藏”。
近代史的一百年,当中华大家庭面对全球资本疯狂推进“天下归主”之时,当世界各地各国的本土文字、本土文化一一被置换、被铲除之时，我们的国语/国文/国脉/国魂仍能坚守阵地而不溃散,并于艰难竭蹶之中,谋求汉字形音义的守成与新变,谋求出版、印刷、社会宣传、国民教育的更新和发展，基本保住了汉文产品的本土面貌。这期间，欧人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废除古拉丁文、发展地方话”的时髦口号(古拉丁语原只用于犹太<旧约>等宗教读物的翻译，仅为部分上层宗教人士所掌握)，中国便有所谓“新文化旗手”盲目学舌，居然反对全民用了几千年的书面共同语(文言文)，干了连满/蒙统治集团也不敢出手的“毁汉文”勾当。好者，这一切都过去了。
共和国创建后，即让知识武装起亿万工农大众，动员起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投入空前壮阔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之中;其中,普通话的推广、文字改革的推进、版式/装帧/印制的刷新,标志着全面振兴的中华文化建设之新时代已经到来。今天，明确汉字和汉文产业在电子化、数字化条件下之发展方向与改革路径[只求改善,不容后退]，把发展与守成统一起来，思考让中文建设顺应中华文明之振兴的巨大需求，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当前，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重塑，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新建，有赖于国门之进一步打开，改革之进一步深化，传统之进一步弘扬。在这世纪之初，中国人更要牢记党的二十大的殷殷嘱托:“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只要我们自尊自重，以我为主，奋发蹈厉，推陈出新，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一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西元2024.01.17]
汉字,从象形的甲骨文起步,经历了金文结体方整化、隶书笔形多样化、楷体运笔艺术化、宋字构形格式化的递变,而今,它正在电子化的大道上迅速演进。它集成了丰厚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芯片”。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的最佳基础元件，是中华各地各族儿女所共创、共享的通用文化工具。
早在西周末年,我国先民就制作了“简牍”----那是全球启用最早/最廉宜/最普及的“人造专用文字载体”。它让“书”的批量复制、跨时空传承成为可能;它促成了知识的大面积下沉,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士”阶层----这是一支文化生力军;它引动了百家优品的争先竞发，形成我国第一轮知识大爆炸，为我国汉字产业的开张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大典。简书通行了上千年，是先秦-汉魏一切文化知识的主要载体(另有帛书之类)。同期举世无二。
秦汉时代,汉字走上了“秦变”之路。先秦篆体字原只是横直线段的组合，秦时发生了笔形大分化，有了点横撇捺竖钩挑折，而不同部位的点横竖折又各有艺术变形。秦隶是方块字结体的历史飞跃。汉代文化界开启了汉字形/音/义的理论研究,积累成训诂之学、章句之学、目录之学，出版了字书、辞书，空前提升了汉文产品的生产力和社会接受度。其时,出现了职业书手与专业书市。国家统筹社会文化教育，统筹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市场营销;强力贯彻“书同文、行同伦”的国策，为迎战尔后五百年的大分裂/大动乱预先集聚了深厚的文化潜力。
六朝时代,汉字的运笔艺术化了，纸、墨、笔、砚也都社会产业化了，这就让汉文产品的高质量/高产出有了高水平的工具保障。辞章之学、声律之学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字词的意义含量与情感容量，这是单纯表音文字所梦想不到的境界。它提升了中华文明之表达式的民族审美品性，开启了汉文产品走进各族人民、走向境内外市场的广阔前程，使之成为中华各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强大纽带，为汉文作为“全民通用文字”札下了不拔之根，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在500年血火纷争中的坚持与胜出。如果跟同期的“罗马帝国”之经不住“北蛮”的一次扫荡就“退回到旧石器时代去了”相比，汉文的生命力之辉煌就更为显著了。
从隋唐起,我国的造纸业、出书业成为重要社会文化产业,唐代雕版印刷业走出了国门，卷轴装纸书成为唐代公私收藏的主体，书法艺术全方位介入民族文化生活。初唐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汉字整理，规定国家法定文件与经典必需用正体字;社会交际、私人作品则可用通体字;至于民间医农百业之书柬/碑帖/契约之类，则不妨使用俗体字。“三体并存而用途有别”，保证了大唐文字使用的原则性和包容性、丰富性。唐诗/唐文/唐传奇的全面平民化，更是全社会文化水准极大提升的突出标志。所谓“汉唐文明”，原是由一个个“历史文化芯片”累积而成的。
宋代汉字产业飞速发展，实现了造纸/印刷业的经营基地化(江浙闽赣与蜀地的造纸/出版基地成片成片地出现),劳动组合工序化(它兆始于<考工记>时代),生产作业机械化(只是尚欠动力机械化),书面产出名品化(宋版书至今仍是名品中的名品),并做到了境内外雅俗读物的营销一条龙。这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的业态己登上世界超一流的巅峰。宋代书院、诗社及勾栏、书铺活动的展开，是社会活力的新表征。又，宋代活字排版术的应用以及“宋体字”的格式化，适应了批量式排版印制的客观需要。另，宋代版本目录学与金石考古学的成熟，使信息的传承、梳理、辨识、检索,有了精准的科技手段(当今电子检索用的“菜单”，不过是目录学的降格使用)。
元明清时期,不论统治集团的种族属性如何，都接力推进“书同文、行同伦”，都竭力让汉字形音义得到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从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共同珍爱，体现出汉文优异的“超民族品性”。在中国,从未因汉字的推广使用而引发任何民族矛盾与地域冲突;相反，随着文字出版业、书法应用业的发达(例如春联、楹联、牌匾、碑铭、印章、旗幡、摩岩石刻的普及)，随着说唱、戏剧、歌舞等群众宣教形式的兴起，把广大文盲也吸引到文化生活中来了，酿造了浓烈的社会文化氛围，提升了国家文明水准。这一切，世界最优甚至是世界唯一。它为中华民族厚植了共同的文化形态,共同的文化心理,共同的价值取向;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力于阿拉伯文化,共同而切实地助推欧洲突破千年的中世纪禁锢、走向发展的快车道。中外文化的正态对接,展现出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可惜，它遭遇了中外反文明势力的凶蛮阻滞，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藏”。
近代史的一百年,当中华大家庭面对全球资本疯狂推进“天下归主”之时,当世界各地各国的本土文字、本土文化一一被置换、被铲除之时，我们的国语/国文/国脉/国魂仍能坚守阵地而不溃散,并于艰难竭蹶之中,谋求汉字形音义的守成与新变,谋求出版、印刷、社会宣传、国民教育的更新和发展，基本保住了汉文产品的本土面貌。这期间，欧人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废除古拉丁文、发展地方话”的时髦口号(古拉丁语原只用于犹太<旧约>等宗教读物的翻译，仅为部分上层宗教人士所掌握)，中国便有所谓“新文化旗手”盲目学舌，居然反对全民用了几千年的书面共同语(文言文)，干了连满/蒙统治集团也不敢出手的“毁汉文”勾当。好者，这一切都过去了。
共和国创建后，即让知识武装起亿万工农大众，动员起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投入空前壮阔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之中;其中,普通话的推广、文字改革的推进、版式/装帧/印制的刷新,标志着全面振兴的中华文化建设之新时代已经到来。今天，明确汉字和汉文产业在电子化、数字化条件下之发展方向与改革路径[只求改善,不容后退]，把发展与守成统一起来，思考让中文建设顺应中华文明之振兴的巨大需求，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当前，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重塑，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新建，有赖于国门之进一步打开，改革之进一步深化，传统之进一步弘扬。在这世纪之初，中国人更要牢记党的二十大的殷殷嘱托:“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只要我们自尊自重，以我为主，奋发蹈厉，推陈出新，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一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西元2024.01.17]
编辑：姜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