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宜人日常储说

　　先秦《韩非子》书中,收有“储说”一类文章,是作者平日收存的一些短小议论、寓言故事或零星的文史资料。我觉得“储说”二字很好，故借来一用。把一些随机感触却未必成熟、有待推敲的东西放在这儿，日后看看，可供自省自娱;得空时，还可以再加工修改它。

漫话千年简书

　　竹简，作为人造专用文字载体，是中国、也是世界书籍制作史上的一项破天荒的首创。它的出现，使书籍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使文化下沉成为可能,从而促成了士阶层(文化人)的出现，迎来了我国第一轮知识大爆炸。它的使用，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后被纸代替。纸是中国人的又一个专项发明。

一、简帛之书的出现

　　方块字原是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不容复制;而批量性积字成文，积文成书，则是因为有了竹简。用”聿笔”在竹简上刻录篆字,是西周末期的事。到秦汉时，可在竹简上用毛笔墨写隶书文字了，这就空前提升了书籍生产力。

　　当初，先民剖开竹子，削成轻巧细长的竹片，蒸去表层青皮(杀青、汗青)，用来写字。这竹片遍地都有，非常廉宜，比起甲骨/青铜器来，大大便于复制、阅读、收藏、保管、携带、流布、使用，社会上这才有了可供跨时空传授知识的、本质意义上的“书”。早期的书，就又有了“竹书”的名字。现存最早的竹书是一本史书，就叫《竹书纪年》。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一条最简明的认识:因为有了简,这才有了书:因为有了简书，这才有了文化人;因为有了文化人，这才有了文化产业，社会文明才有可能实现飞跃。

　　国外同期据说有泥版、纸草之类，因为不成其为“书”,也就承担不了推进社会文明的重任。

二、简书的编排制作

　　简，竹简，一种窄窄的长条形竹片，杀青之后，用于书写文字。经过编联的竹简，又称之为“策(册)”。另有录写文字的长条状木片叫做“木简”，方块形的木块特称为“牍”或“方”，多面体柱形的即称为“觚”。“方”和“觚”除写字外，供绘图专用。

　　周人按竹木简的长短区分其功用：周尺三尺长(约67.5cm)的简牍专用于录写国家法律、君王诏令，特别严肃。上古的“制书”、“命书”、“竹刑”都用三尺之简来做，故有“三尺法”之说。中国人的守法意识很强，就是从重视“三尺法”起步的。二尺四(约56cm)的竹木简片用于书写经典，也很神圣，“五经”就是用这个规格书写的，所以有“长书”之称;一尺二的简牍用于写“簿记”，一周尺长的木简/牍(约23cm)用于写书信，所以叫做“尺牍”。尺牍用两块木牍相扣合，拿根绳子捆起来，在绳结处再加上封泥，打个印记，这可以保密。汉人把木牍做成鱼形，中间夹置一分写了书信的绢帛，那就成了“鱼传尺素”了。最短的简牍只有八寸长，只能用于日常记事，随手抄录一些“传、解、杂说、轶闻”之类，所以有“短书”之名。韩非子的“储说”，就是这种短书。册、札可以成“篇”(编)成“卷”地收藏，比起甲骨/龟版的堆叠来(故有三坟/五典之说)，当然是个大大的进步。

　　竹木简片上的字，是从上往下写的，一简有二、三十个字不等。文字是连着书写的，并不断句。数十或数百枚竹木简可编成一编(卷)来存放。竹简编联时，内文从右往左编排，自然会给人右起直书的观感。不同文章之间用空白简间隔开，卷头卷尾也加上空白简，起保护内文的作用。这便是上古文章之分编(篇)分卷的大致情况。

　　简牍的编、卷、册的划分是任意的，并不顾及文章内容的起止，不论文章或句子是否完整，是否自成段落，只以竹简、木牍的展卷方便为标准，故古书“一卷/一篇”之文字量大小很随意。 一卷有的长丈余(周尺)，短的二、三尺，其幅宽在1至3尺(合市尺8寸到24寸)之间。文字录入就用“右起直行”式，形成一幅有十到数十行以至上百行的卷面，一行20--40个字。把帛书的卷尾粘在轴上，轴用竹木棍制成，也有用玉石/象牙作轴的，从左至右卷起。卷首装上“缥”，附有丝带和签儿，以便收札，保护内文。这样的书，就叫做“卷轴装之书”了。简片是用麻线、丝线或韦线(牛皮绳儿)编联起来的，故有丝偏、韦编之称。“韦”的韧性最好，很结实，但孔子读《易》，仍然有“韦编三绝”的记述，可见其用功之勤。

　　帛书是丝质的，微黄的细绢称为缣，白色的生绢称为素。先秦帛书有的是折叠收藏的，大多是卷着收藏的，因此也以“卷”来计量了。

　　先秦写书，先用聿笔(一种硬笔。故繁体字的笔/书/画/划皆从聿旁;而用它刻录的篆字，只是横直线段的组合)，后改用毛笔(一种软笔。故隶书之笔形才有了点横竖撇弯钩折挑的分化);先用自然树漆后改用人造烟墨。笔墨是简帛书通行的必要条件。竹简上写字，如果出了错，就用聿刀把它削去重写，故古文之削、删皆从刀，而政府制作法律文书者叫做“刀笔吏”。

　　春秋后期，郑国有位邓析，在子产“铸刑鼎”之后，造出了第一部“竹刑”，就是用竹简录写的“国家刑典”。想想看，当年郑子产把国家刑典铸造在国之重器青铜大鼎上向社会公布时，尚且被晋国文化贵族指责为轻率之举，而今邓析又把“刑”从“鼎"移到了“简”上，岂不要遭到传统文化人的唾骂!而邓析的开创性成功，毕竟是阻挡不住的，竹制简书从此普及开了;古籍《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出现，便是明显的标志。《山海经》的山经、海经之经文是写在竹简上的，图是画在方块木版上的。古人读书，左图右文，很方便。而今《山海经》的“简文”还在，而“版图”却失传了,很可惜。

　　邓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说明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有了竹书《易》之流布。《论语》中有“子轼负版者”的话，说的是孔子立在车上，双手扶轼，向背负版籍(户籍)的人行注目礼，以示尊重。《论语》中还有孔子发话时“子张书诸绅”的记录。绅是丝织品。在丝质品上做记录，看来已经渗入日常生活了。

　　另，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以丹书帛，置于枕中，以为国宝”(见《齐民要术》)。帛书贵重而轻柔，倍受珍视，故民间传说中的“天书”都是帛书形态。帛书当然比不上简书的廉宜和大众化。

三、简书的文化贡献

　　春秋后期具备了私人制书、藏书的社会条件：1. 学术下移，私人能够拥有书本了;2.简牍问世后，文本可以复制了，民间有“书”可藏、可读了;3.私人有强烈的求知欲，有学问的人便自己编书了;4.社会教育兴起后，需要大量的“书”来传授知识，继承学术，这就使我国著书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季节。

　　上古时代，传说最早把笔为文而且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了，他写的《无逸》篇就收在《尚书》中(其原著应是“金文”而不会是“简书”)。春秋时，在老/孔/墨的学术活动中，书籍是重要工具，占有特殊的地位。最早的私人写书传世的就算老子了，其后便是孔子和墨子及其门徒。老子是守护周王室礼制典籍的，孔子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墨子是坚持“夏礼”的。他们都是春秋时期的文化代表、精神领袖。他们所关注的“礼”，均指基本国法(“礼”是“法”的上位概念，核心是治国安民的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他们本身原是平民知识分子，便打破商周学在官府的定局，把“礼”的知识交给社会，使之成为一代显学，启动了学术的社会化、个体化进程。

　　当年，老子不做周王室的柱下史/守藏吏了，准备“出关”而去，被函谷关的关尹(守关官吏)“喜”劝留下来，写了一本五千字的书，让喜给收藏起来了。老子本人出关后不知所终，他留下的这“五千言”，原是一段又一段的“语录”的联缀。他本人自然不会有“专著意识”，没为这本书命名。其文传向社会之后，人们为着使用的方便，就直接用对他的称呼来命名此书为《老子》，义为“一个老年学者传留下的训诫之语”。今见最早的《老子》是先秦帛书抄本，在湖北古墓中发现的。卷面上还织有红色或黑色的“分栏网格线”，后人称它为“朱丝栏”、“乌丝栏”，文字右起直行书写，都写在栏格内，版面很美。可以说：老子是我国第一个作书立说者、《老子》是第一本被出版、且很讲究“版式美”的帛书。

　　制简书不易，读简书也很苦。《史记》上说:秦始皇每天阅读简书“不中程不得休息”，真辛苦;汉武帝每天读的简书，要由四名壮汉帮他搬运，也真够累。

　　不仅写书、制书，还有藏书，先秦就有私藏和公众收藏。战国时齐国政府特设稷下学宫，召聚天下学者，由国家供养，让他们“不事生产，专事论议”，著书立说，从事文籍的制作。这座规模很大的学宫里，有丰富的藏书，各学派的学者们聚在一起“讨论坟典”。稷下学宫的藏书，开了我国古代“书院藏书”的先河。荀子曾在这里三为祭酒(连任了三届大学校长)，还写出了著名的专论《劝学》。孟轲曾带着他的一大批学徒，“专车数十辆”，浩浩荡荡地开进这个学宫，所带书籍自然不少，其中就有一套晋楚各国的史书《晋乘》《梼杌》等。不过,孟轲没能当上这座学宫的“祭酒”，他对荀子充满了羡慕忌妒恨。

　　秦始皇时，中央分科设专职博士，负责保管和研究“书、史、百家言”各类藏书;汉武帝时，朝廷办“太学”，各郡国办“府学”，也都有大量藏书。那是后话了。

　　先秦简帛载体的出现，为书面作品的涌现准备了前提。到战国时，诸子们都爱著书、制书、藏书、用书了，连那个专与庄子斗口水的学者惠施，在周游各地时也“常有五车书随行”。世有“学富五车”之说，这五车简书的文字量，虽说远远不及今天的一本《辞海》的零头那么多(《辞海》有1342.8万字)，但当时刻录收藏五大车竹简，也是极为不易的;而且所载内容，又极为精炼，绝少垃圾信息，故尤为珍贵。这大概也是古文极其简练的原因之一。古代的青少年，要读完“四书”，这有多大的阅读量呢?《大学》1753字、《中庸》3566字，《论语》15917字，《孟子》35377字，总共不到六万字，文字量并不大，而知识量之大，则为现今之中小学语文课本所不可比拟。

　　西晋时期，有个叫不(fou三声)准的人，盗掘了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发现了一批殉葬的简牍，被他当火把烧掉了不少，光是残存的竹简就装足了几大车。后经整理，清理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多种上古之书，记载着许多重要传说和史事。

　　汉代社会职业中还有一行叫“书手”。书手们每天背一大捆竹简到书市上去，坐等大户人家来雇佣了去抄书。年轻的班超宁可投笔从戎，到新疆去戍边，也不愿守在长安当一名书手。

　　我国春秋至西晋时的名著，从五经到史汉，从楚辞到汉赋/汉乐府，从国家法典到民间籍帐契约及医农卜算种植畜牧之书，主要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其文字内容一直传布至今。可以说，没有简书，就没有先秦两汉至魏晋1200年间中华文明的繁荣与传承。这举世无双。境外的泥版、纸草、贝叶、羊羔皮，在廉宜性、功能性、传承性、悠久性、普及性上，都无法望其项背。

　　补白:汉人发明了纸，但并没有马上用于制书;晋代才开始纸本书的普及，文字也相应地变成了楷书，这就促成了书的“从有到优”的跃迁。五百年后，宋代人又以木板印刷的广泛使用，让纸本印版书代替汉唐手抄本，成为读书人的最爱。总之，简牍与纸张，决定了书的册、页、篇、卷，也决定了文章的行款、版式与装帧，它是中华文明信息能跨时空有序流布的物化手段，是中华文明成果实现可持续存在的物质保障。(2024.1.5重订。)

编辑：姜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