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西方文明归位
“西方文明中心论”中的“西方文明”，其实是指“西欧文明”，扩大地说是指“欧美文明”，其真实历史不过500年，而崇洋精英们则将它忽悠到天上去了。
一、东西方的划分源于罗马帝国的分裂
西欧，指亚欧大陆极西端的那小小一角、即西葡荷及英法德各国所占地区，总面积不及新疆，却是近代列强集据之所。这里,在古代，属西罗马;盎格鲁人是其共祖，那里只有海盗文明与中世纪黑暗;在近代，那里突出的是殖民文明、战争文明。它是吮吸掠夺近东、中东以至远东、拉美的乳汁长大的。长大过程中，它居然把”弱肉强食”的丛林禽兽法则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谋求”天下归主”。
我们关注“西方文明”，要从“东方””西方”的划分上说起。从语源上看，西欧人心目中的”东方”,涵盖了近东、中东与远东的广袤地区。近东，指原”东罗马”属地的东南欧部分，即从希腊、克里特、色雷斯到巴尔干一带。中东，指土耳其、叙利亚、伊朗、阿富汗一带。远东，则指辽远浩渺、丰饶神秘的亚洲东部。
“西欧文明”应予正位,使之回归其本有位置。
二、汉唐盛世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
近世，在西欧文明的忽悠下,人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持续发展的文明史谥称为“封建史”，于是“封建社会”里的一切，什么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经济、封建秩序、封建道德、封建伦理、封建教育……凡事一贴上“封建”标签，就必“批”无遗，必“臭”无疑，哪里还有一样好东西?于是在他们那里，所谓“汉唐盛世”，便只剩下一句空洞无物的口号。这种人，总是着意于套用西欧那一小角之“资本社会”近两三百年间的暴发模式来裁截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即便说到宋明时代之经济社会的发展史实，那也只是想在中国土地上寻找西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借以为“普世都走西方道路”之历史“规律”制造东方旁证而己，根本不是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所做的分析与论证，更不是对本土思想文明、产业文明、制度文明之历史成就所做的量体合身的理论概括。就这样，在长期的“反封建、反专制、反集权”的话语环境中，历代先民走过的光荣历程，他们的奋斗与牺牲，便被遮蔽、被消解、被边缘化了。
今天，这样的历史观难道不应予以端正吗?这个任务很大,很重，而为西方文明正位,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
而今书架上凡是讲“世界史”的书，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总也跳不出“欧美中心”论的宿命，总是拿全人类数千年多样化的文明史去迁就、去适应亚欧大陆极西陲那些国家近三、四百年来的海盗史、殖民史、称霸史的胃口;总是把各大洲各个文明区截然不同的思想文明、产业文明、制度文明，不同的社会形态，生活理念、社会风情，一律装到西欧那一小撮殖民帝国的历史框架、知识体系中去任意裁割，恣意贬褒，必欲以西方文化置换之而后可。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忽悠下，中华传统文化成就与历史人物，往往被边缘化、虚无化、污名化。它直接消解着我们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直接毒化了我们的历史观。
今天，该跳出西方话语体系，出离百年受辱的弱者心态，重新审读人类文明史了。
四、中国产业自有中国特色、中国能量
史实一再证明：中国人无需依赖殖民掠夺，不靠什么“资本运作”，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中国先民当然有丰厚的资金，有强大的市场运营力，何需用欧式“资本运作”去驱动?何需等上10个世纪之后再引入欧式“国富论”来“启蒙”，以求符合“资本主义规律”?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富国之学、资生之术，能保证我们的健康崛起——当然，需要发展、更新。
五、“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食、货才是社会存在的依靠、才是人类生存质量的硬指标，丰衣足食才是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 保障，才是人活得有尊严的底线。
我国古代经济学家管仲、桑弘羊、沈括、宋应星们有一个共识：“金银，衡财者也，非财也。”中国人从来不把金融炒作(资本运作)上的巧取豪夺看得比经营实体产业更重要;这跟资本主义制导下的“军备强国、金融富国”之路完全是两股道。可见，要认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还得重新建构反映以实体产业为脊梁的中国经济之话语体系，而扬弃以金融炒作(资本运作)为灵魂的资本文明。
六、中国才是名符其实的”产业革命”的策源地
我国的实体产业如丝织业/陶瓷业/制盐业/矿冶业/制造业,从《考工记》起，原本就是由国家工场实施规模生产、工序分工的。它只是尚未解决机械动力问题，却优先解决了人的安全有序生存与分工协作问题。
宋代的出版基地与丝绸业基地同步发展;它有极强的群聚效应,联锁效应。在产业基地内，可实现全流程的工序分工;可实现机械作业，可以大幅提升生产力、优化生产工艺，这是劳动组合形态的一场世界性革命，一场名符其实的”产业革命”!
故在中国不会发生“砸机器、羊吃人”的闹剧。可实现优品入市，形成产品营销的东方模式:优势互补,依存共济，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欧式“竞争”。
西欧各行业则久久无法走出一师带数徒的小微作坊;待到数个世纪之后,他们解决了机械动力问题，建成了大型工厂,号称”工业革命”,却立刻召致“羊吃人/砸机器”的悲剧----盖因他们没有想到要优先解决“人”的问题,相形之下,中国人真该“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以人为本之产业管理体制的超前革命!
中国体量庞大、产品优异的工业制造业，支持了宋元明清持续千年的对外贸易优势。它标志着我国当时科技与经济的超一流发展水平，当其相继外传于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东南欧及西欧、北欧时，又全面提升了人类生活的文明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大陆还沉没在“中世纪”的沉沉黑暗中。
西方直到十九世纪，靠欧式资本运作和金融掠夺，也未能达成宋明时代靠本土劳力与本土资源就已形成的体量庞大、水平高超的规模产业!
西方殖民文明从来做不到!
七、勿以罗马法否定中华法系
在法学界，有人口头上承认有“中华法系”的存在，实际上又总是用西方法学话语来阐述中国司法实践，拒绝对“中华法系”之体系构成、内在特色、历史功能、社会实用作过细研究，不惜搬用中世纪宗教神学攻击古罗马“人治”的理论,是以西方“民法典”为标准，来比照中华法典的种种“缺陷”与“不是”：硬说中华“刑法”之关注人命/人格/人权，倒不如所谓《罗马法》之只关心财产的转让与分配/再分配来得“科学”; 他们无视“举重明轻、举轻明重”的唐人法制思维之缜密性，而继承殖民强盗的衣钵，鼓吹什么“法无明文不为罪”，鼓励司、执法者去钻任何现行法律都必定存在的法律空子，实现社会转型期的暴发……如此之类的曲解，不胜枚举，难道不应该尽快终结吗?
八、在中国寻求“西式资本主义萌芽”所为何来?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拚命从宋明产业中寻求“西式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视自身产业的民族特色与成就，不知道从自身固有的特色出发去研究、去推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去总结中国固有的产业文化，却老在那儿埋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殊不知，西式“资本主义”完全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没有理由把它放之四海，用以裁量一切;中国有中国的社会形态与发展模式，是不能也不应用西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理念来裁断它的;我们必须研究自己的企业文化、自己的经济学，当然也应该吸纳机器动力要素来改善我们的工场生产技能，也应该吸纳资本运作手段来改善我们的生产进程。
九、资本列强能给中国现代化机遇吗
有人说：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女王派马嘎尔尼船队，万里迢迢来华，为乾隆祝寿，交涉打开中国市场的事宜，却被“顽固自大”的清帝拒绝了。依这种说法，似乎只要中国政府答应向英人“打开市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大大改观，就能“赶上时代潮流”“与先进国家接轨”了!真的吗?试问：当时中西真的没有正常交往的渠道吗?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赶上了这趟“欧洲列车”，假设列强们也真能允许你挤上去，与它们同登先进行列的话，四亿中国人真的会有好果子吃吗?
回答是否定的。
这种假设既不讲16-18世纪中西双方的生产力状况，既不顾当时中欧贸易、中英贸易正处在“中国潮”高峰状态下的历史实际，不顾或有意掩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自由竞争时期的罪恶本性——其时列强们正以国家力量在全球疯狂地推行炮舰政策，争夺殖民地;且西葡、西荷、英西、英法间也在无情地火并着;也不顾其时欧洲本土反复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正在把千万平民一次次抛向连绵战火的深重灾难之中，却要求人口从一、二亿正向三、四亿迅猛翻番的中国人于此时打开国门去拥抱这样的“欧风美雨”!
咱倒想问问：当年，清廷倘若真的大开口岸，给人家“自由”进入中国市场，把丝绸、茶叶、瓷器、棉花与棉织业的市场与技术统统拱手让出去，让印产的鸦片合法地涌进来(英国本土是不许有鸦片烟的，而印度本土的棉植业则被鸦片取代了)，让传教士随处建教堂，让中国人只拜上帝，不信孔子不敬祖，那就算“ 赶上了欧洲列车”而早就“现代化”了么?试问：那片英女皇治下之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子民们，曾享受过资本主义老牌模范单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之精心治理，他们倒是从不封闭，绝不抵拒，三百多年来，他们过得如何?广大拉美、北非、中东、东南亚地区两三百年前就已纳入西方文明的治下了，它们又何尝受到”西化”的恩惠呢?
在西人看来，“西式资本运作”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显得“很不正常”、“不可理解”。而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彻底铲除拉美文明、灭绝土著人种叫“正常”，无阻拦地“进入”全球各国市场叫做“正常”，每隔几年就来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叫做“正常”，资本帝国之间的火并还叫做“正常”;以国家力量搞海盗贸易、毒品贸易更是“正常”!让对方履行在其炮舰上逼签的不平等条约同样叫“正常”!
请问：这样的道路，中国老百姓喜欢吗?西方列强愿意有一个人口比其总和还多、面积与欧洲相等、生产力比全欧总量还大的中国，也崛起为一个跟它们一样的强国吗?从既往的百年到当代的现实，都明确告诉我们:不可能!
十、海洋文明的文化本体在中国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大陆文明、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明、没有蓝色文化。此论大误。
要说海洋文化，其本体应该是人类社会文明由大陆向海洋的延伸，应该是以海洋开发、海洋经济、海岛风情、海景审美为支柱的文明事业，而海盗掠夺不在其中。中国先民的海天一体、四海为家理念，绝不是天外飞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文化不仅起步很早，源远流长，而且就“文化”的本质内涵来说，它的含量之丰厚，决非境外任何人的“海盗文化”所可比拟;但一直疏于整理，相关知识几呈碎片化的存在;加之近代以来，在西方所谓“蓝色文化”的强势比拼下，连“黄土文化”也处处被动，对历史上海洋文化之中国文化本体，那就更加缺乏关注的热情而论述严重不足，与方兴未艾、蓄势待发的中国海上事业很不匹配。时至今日，这个状态必须扭转。
而西方的海盗文化-殖民文化则必须”归位”!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第39页)引述过这样的史料：13-14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在14世纪中期之前，那里有4个城市人口超过5万，即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到15世纪，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人口，最多的是科隆，计4万人。纽伦堡、维也纳和布拉格各有2万人，英国的伦敦，1377年根据人头税册计算，有3.5万至4.5万人。可以说，这都是中世纪西欧少数最大的城市，而大多或者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都远在这些数字以下。这与十至十八世纪宋元明清的中国城乡生产力之强大根本无法相比拟。欧洲人瞧不起他们的”农民”，或许不为无因。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要求西方文明归位。
十一、我们的民族是有潜力、有希望的!
19世纪前后疆土面积与全欧相当的古国如1奧斯曼帝国(1281-1922，拥有土耳其、希腊、叙利亚、保加利亚等地);2莫卧儿帝国(1526-1857，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共同前身);3桑海帝国 [在西非，领有今马里、尼日尔、加纳等地，16、17世纪走向鼎盛] 等，在西方侵凌下，都一一亡国了，而美洲之玛雅文化(前20世纪-1697，覆盖墨酉哥到巴西的地带)与印加文化(14世纪-1532，覆盖南美秘鲁-阿根廷等地)甚至被“拉丁文化”置换了!
相反，中国四千年前的语言文字至今仍然活着;三千年前定义的 “食货领先、礼乐并举、不忘兵刑”之国家职能至今传承着;两千年前大一统帝国确立的“政教分离、中央集权、综合为治” 的政治体制和治国模式经久不衰;一千年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成就惊艳世界：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有了聚集着成千上万劳工的盐场、茶场与矿山，有举世罕见的精耕农业与丝织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先进文明的标志性产业基地;有交子、关子、会子等有价证券与金属钱钞一起在市场上的流通……中华文明表现了超前的创造力与强大的生命力，营造了高度文明的东方家园。
即使在近现代150年历史上，我们受尽凌辱，用巨额赔款一次次救西方于反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中华又靠自己的文明积淀，通过百年浴血奋斗，顶住了西方资本在原始积累阶段对全球殖民地的血腥扩张、人种灭绝、文化铲除的疯狂;阻遏了自由资本对全球的自由瓜分、自由掠夺、自由地“弱肉强食”的凶险;斩断了垄断资本对全球的资源垄断、市场垄断、法规垄断、金融垄断直至话语垄断的狂傲，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耗减数千万人口的伤痛，但我们挺过来了,站起来了，今天，更富起来了，强起来了。
这一切，无不证明，我们的民族是有潜力的，是大有希望的!
[待续。2023-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