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宜人储说 从马嘎尔尼来华说开去
时间：2023-06-20 10:52:15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江山宜人
有人说：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女王派马嘎尔尼船队，万里迢迢来华，为乾隆祝60大寿，交涉打开中国市场的事宜，却被“顽固自大”的清帝拒绝了，使中国失去了“第一次与西方接轨的大好机遇”。依这种说法，似乎只要当时中国政府答应向英人打开市场，中国的命运就会大大改观云云。试问：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赶上了这趟“欧洲列车”（假设列强们也真能允许你也挤上这趟列车的话），中国人真的会有好果子吃吗？
这派指控，不管16-19世纪中西双方的生产力状况之对比，不顾当年中欧贸易、中英贸易正处在“中国潮”之高峰状态下的历史实际；更不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16-19世纪中叶）的列强们正以其国家力量，在持续地进行着全球性国际贩毒和奴隶贩卖的“外贸事业”，却要求几亿中国人打开国门，去拥抱这么伟大的欧风美雨，究为何来？
一、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潮席卷欧洲，中西相隔遥远，但从未隔绝，大中华绝不“封闭”。
人们不妨去翻翻牛津版的“世界通史”，那里很能说明列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能说明欧人有无与中国作“平等贸易”的产能。请看下列史事：
1760年（记住：这是清·乾隆二十五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斯密出版《国富论》，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做出理论指导。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英国建立蒸汽纺纱厂，这是西方启动近代工业的路标。此时，英国土地上正在排演“羊吃人”“砸机器” 的荒诞剧。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国革命开始。此后，英国和它有百年战争。英、法、美、德诸国资产阶级刚刚夺得政权，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政治构架刚刚诞生，社会生产力在中世纪十分荒寒的基础上刚刚启动，总体实力无疑十分孱弱。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世界一跨入近代社会，即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禽兽哲学）相号召，恣意吞并弱小，闹得欧洲本土民不聊生，更把广大非洲、拉美与西亚、中亚、南亚、南洋投入黑暗的深渊，借以自肥。
二、马嘎尔尼来华的前前后后：恰恰是中欧、中英贸易空前兴旺的季节
此时的中国，适逢清朝的鼎盛期的对欧贸易，完全是在平等轨道上运行的易货贸易，并没有僵守宋元时代的“朝贡贸易”体制，中国正在从5-6千万人口向二亿人口猛进，中国农业不仅养活了世界1/3以上的人口，还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提供着丰足的生活必需品；端赖海上丝路的开通，以四书五经、丝茶瓷器为主的“中国潮”席卷欧洲,中国的“自然哲学”、监察制度,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文官制度风行南欧、西欧与英伦，助推欧人走出中世纪的千年黑喑。1731-1789年（康熙-乾隆年间）瑞典王室大量进口中国丝、茶与瓷器，仅瓷器一项就达5000万件，“罄其国库以购瓷”。中国政府特地组织专门力量烧制高档“外销瓷”，乾隆帝亲自组织画师，依欧人欣赏习惯，为外销粉彩瓷绘制图案，年产250万担，装船运往英伦与北欧。这批欧洲风味的中国瓷，现在在欧洲相关博物馆中还能看到。事实一再说明：中国政府是在积极组织对欧、对英的商品交往的，中国人何尝封闭！世上哪有这样的“封闭”？
还有，当时在东洋、南洋、西洋海面经商的，除政府商船外，还活跃着强大的民间商船队，黄香、郑芝龙(郑成功父)船队就是其中的翘楚，其承担的贸易量远超西、葡、荷各国在东海-南海的总投入。西、葡、荷各国无力与郑氏竞争而甘愿与之结盟签约，联手经营东洋、南洋、西洋之海运，从事日本、琉球、台湾、吕宋、勃尼、暹罗、马六甲之间的易货贸易；能说“中外贸易”被隔绝了么？
顺便说一下，当欧陆卷起“中国潮”时，中国乾隆帝修建的圆明园，却是综合了中西风格设计的。其长春园之“西洋楼”大水法、海晏楼等等，倒是采用了法式蓝图。它是中西文化正态交流的见证，恰恰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和英国人打交道了。当时的清政府，面对日益增多的远洋客商，首次建立了海关。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英国商人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航海技术还相对落后等原因，英国商队基本上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关，英人始来互市，然不能每岁至）。再过三十一年之后的雍正七年（1729年），英国商队才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双方才“始通市不绝”。
乾隆七年（1742年）冬十一月，英国一支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后飘至广东沿海的澳门，当时的两广总督策楞，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些不速之客，并且特意安排地方官给这些英国客商免费提供食物，并帮助他们修缮破损的船舶。直到人员和商船都休整完毕，才送他们上路。
如此，你还要中国人怎么做，才算向欧洲靠拢、才算“进步”、才不“僵化”、才不是“盲目自大的闭关锁国”呢？
清顺治、康熙时，已开辟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大国家级通商口岸，而沿海口岸在100个以上，呈现百口通商的盛况；并在广州组建“十三行”经办欧人的对华贸易。根据1840年以前一百多年的海关关税定额数字记录，康乾之际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清朝四大海关的关税大体上呈上涨趋势。尤其是粤海关，从康熙年间的4万余两白银，暴涨到道光年间的定额近90万两，实收150万两之巨。如此巨额关税收入，足以证明清朝对外贸易的繁盛。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鉴于葡、西、荷海盗与倭寇一起，在东南沿海横行不法，不断滋扰沿海居民，便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取消了明代以来的云台、宁波、漳州等苏闽浙口岸。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颁布《限夷五事》，禁止夷商任意居住、禁止与华商私下往来——这是主权国家的正当举措，却遭到所有西洋商团的同声诋毁。西方史家即以这批海盗洋商的诋毁为据，编制“中国封闭史”来欺世惑众。
1760（乾隆二十五年）到1833（道光十三年）这七十年间，英对华年平均出口额从47万余两白银增至733万余两；年平均输入中国商品由97万余两激增至995万余两。而1769--1772年间，英国每年要从中国广州运茶1068.9万磅，需要量之大可以想见。著名学者约翰逊说：“我白天喝茶下饭，傍晚喝茶解闷，夜半喝茶忘忧，清晨喝茶提神，二十年不离茶炉子。”至1781-1793十三年内，英输华商品共1687万,仅及清输英之茶叶一项的六分之一。中英贸易严重不平衡，但这不是中国的过错！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政府是在积极组织对外贸易的，中英交往并不缺乏管道！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为是否要“禁茶”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因为进口茶叶要耗费大量国帑。可这种贸易不平衡使英国人焦虑万分，它又无法减少对华进口，怎么办？这就是1792年马嘎尔尼使华的真正原因！
就在这个当口，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工业革命”之启动才不过2-30年，英女王即派出马嘎尔尼船队启程来华，以“祝寿”为名，交涉打开中国市场的事宜，要求“自由通商”。正值乾隆八十大寿。他们的主要目的据说是“与中国建立平等的正常外交关系以达成与中国的自由通商，并且尽一切可能搜集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情报以对中国的国力做出正确的评估”。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是：
1.增开天津、舟山、宁波口岸；
2.租借舟山、广州海岛作商品储运基地；
3.要求撒消广州“公行”，降低关税;
4.要求允许其沿内河进入腹地，自由传教、自由贸易……。
这一切，正是列强与其在拉美、在非洲、在中东、在南亚、在南洋的殖民地之间成功推行的“游戏规则”，均为强横之约，这样的“国际惯例”理所当然地遭遇清廷的礼貌拒绝。“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精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可贵的是：乾隆帝一面以礼接待、让大臣陪他游览皇家林园“避暑山庄”；然后重金遣送其出境（中国皇帝对外使从来是不惜抛洒钱财的）；同时向东南沿海守疆大吏们下达密旨：“你们在依规友善地迎送英夷之使团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战备，警惕英夷沿用“租借澳门”之计侵占浙东或闽广海岛；警惕英夷借口挑起战端！”——可见乾隆帝的头脑多么清醒、且应对有方！要不，能有1792-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安宁无事么？能有此间中国人口的成亿增长么(中国汉唐时全国在册人口不超过六千万)？须知1803年（嘉庆八年）中国人口已突破三亿！生产总值遥居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一直维持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北洋军阀统治时）。
嘉庆七年至十三年，英国海军数次出兵窥伺并侵占澳门，英军军舰甚至都冲击到了清军海防的前沿阵地虎门和黄埔，但最终畏惧于清政府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制裁，才退出了澳门（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十三年秋九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护货为词，总督吴熊光屡谕使去，不听，遂据澳，复以兵船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命剿办绝市，英人始於十月退师）。
嘉庆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国王第四次派使臣朝见——“遣其臣加拉威礼来粤东投书”，献方物。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王又一次派使团来华，重申上述要求，新增六项要求:1.增加通商口岸，2.允许在北京建立货栈，3.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居住，4.允许英国商人在广州常驻，5.降低关税，6.削减不合理的规费。同样未果。使团在返回途中测量了中国沿海/沿江的水文情况，为后来英国军队进攻江海沿岸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到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输华货物总值130万英镑.而1837.7-1838.6一年间，英输华达560万英镑.但其商品都出自南亚，由英属东印度公司组织，而仅仅鸦片一项就占其中60%，合340万镑。除去鸦片，就中英正当贸易部分而言，英尚欠90万英镑的民生商货，才能与中方输英的310万英镑商货（丝、茶、瓷......）持平。这足以证明英人之商品出口力是何等的低微无力(至于英伦本土的商品生产力与出口力更不足齿数!)，而这已经是马嘎尔尼来华要求“自由贸易”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况论当年！
1760（乾隆二十五）年“工业革命”，七、八十年之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占据欧人对华贸易量一半以上的英国，凭着本土曼彻斯特纺织基地生产的“洋布”，加上东印度公司从其殖民地（南亚-印度、伊朗）运出的大批棉花，竟然抵销不了中国“南京土布”一项的对英出口！其总体产能又是何等的微薄而不足道,也就可想而知了。此时，英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中国人每人把衣衫加长一寸，就足够曼彻斯特纺织厂开足马力生产三十年！”听，这话多么生动地凸现了英商对中国市场的垂涎与无知！逆推半个世纪前马戛尔尼来华之时，他的国家又能拿出多少“商品”来做“正当贸易”呢？如果没有，它要求增开天津、舟山、宁波口岸干什么？它要租借舟山、广州海岛又想干什么？它要求撒消广州“公行”，要求降低关税、要求到内地自由“传教”，又是为了什么？鸦片战争在广州打起来,还“合乎逻辑”;为什么要打到南京?为什么要签订南京条约?英人对华贸易的劣势是怎么终止的?一个“闭关锁国”是怎么靠和平贸易占领欧洲市场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避开马嘎尔尼的种种殖民要求，说成是仅仅为了“自由贸易” ！试问：当时清廷倘若自虐自贬，大开口岸，给人家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把丝、茶、瓷器、棉花与棉织业之类的市场统统拱手让出去，让鸦片合法地涌进来，让中国人不拜父母、不拜祖先、不拜先师孔子，而统统去拜上帝，那才算是开放、才算是把握了与西方接轨的“机遇”了么？
洪秀全倒是“拜上帝”的，而且已经占有了南方，所占国土比西葡荷比英法德奥意的本土还要大！其总人口、总面积、总资源都超过列强，也曾表达了要“与西方洋兄弟结好”的意愿，但它得到了一丝一毫的同情、支持了么？没有！它得到的只是"洋枪队"与清廷的联手镇压！
十八、九世纪的“近代化”的现实样板，也就是英法德美之类了，姑不论它们让不让、帮不帮你去“接轨”，仅从纯“理论”推导上说，谁能认可彼等当时的社会模式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之惟一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呢？当年，列强本身不正处于激烈的撕咬、争斗、动荡之中吗？当时的西欧资本运作，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列强之间火并不断，以至酿成一次次国际战争，欧洲本土人民也深受其害。西方殖民者却发誓要让“天下归主”、要全球都依着他们的愿望、按其制定的弱肉强食之游戏规则来实现所谓“近/现代化”。试问：西欧如此这般的建国之基、立国之策、对外之谋，足以救治老大的中国社会吗？让四亿人口的大船，驶往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黑风口”，是负责任的选择么？不！假若中国人当时真的走上了的西式“近代化”之路，一样经历欧洲那样的振荡，于国于民于东亚于世界到底是祸是福，谁知道！而且，他们会同意让一个比整个欧洲还大/还强/还文明的中华大地进入“列强”行列去全世界与之争锋么?
再说，在16—20世纪初，非洲、拉美、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南洋群岛，不是早就被彻底地纳入西、葡、荷、英、法之“近代体系”之中，由着葡荷英法之“东印度公司”自由地去做“资本运作”了么？那里倒是从不“封闭”、从不“关锁”，那里的现代化进程又如何呢？事实早已作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某些精英为什么不肯“睁眼看世界”呢? 今天，继续沉迷于“机遇”论迷雾，是没有前途的，对中国、对世界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2020.02.24初稿---2023.06.20修订】
这派指控，不管16-19世纪中西双方的生产力状况之对比，不顾当年中欧贸易、中英贸易正处在“中国潮”之高峰状态下的历史实际；更不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16-19世纪中叶）的列强们正以其国家力量，在持续地进行着全球性国际贩毒和奴隶贩卖的“外贸事业”，却要求几亿中国人打开国门，去拥抱这么伟大的欧风美雨，究为何来？
一、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潮席卷欧洲，中西相隔遥远，但从未隔绝，大中华绝不“封闭”。
人们不妨去翻翻牛津版的“世界通史”，那里很能说明列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能说明欧人有无与中国作“平等贸易”的产能。请看下列史事：
1760年（记住：这是清·乾隆二十五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斯密出版《国富论》，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做出理论指导。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英国建立蒸汽纺纱厂，这是西方启动近代工业的路标。此时，英国土地上正在排演“羊吃人”“砸机器” 的荒诞剧。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国革命开始。此后，英国和它有百年战争。英、法、美、德诸国资产阶级刚刚夺得政权，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政治构架刚刚诞生，社会生产力在中世纪十分荒寒的基础上刚刚启动，总体实力无疑十分孱弱。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世界一跨入近代社会，即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禽兽哲学）相号召，恣意吞并弱小，闹得欧洲本土民不聊生，更把广大非洲、拉美与西亚、中亚、南亚、南洋投入黑暗的深渊，借以自肥。
二、马嘎尔尼来华的前前后后：恰恰是中欧、中英贸易空前兴旺的季节
此时的中国，适逢清朝的鼎盛期的对欧贸易，完全是在平等轨道上运行的易货贸易，并没有僵守宋元时代的“朝贡贸易”体制，中国正在从5-6千万人口向二亿人口猛进，中国农业不仅养活了世界1/3以上的人口，还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提供着丰足的生活必需品；端赖海上丝路的开通，以四书五经、丝茶瓷器为主的“中国潮”席卷欧洲,中国的“自然哲学”、监察制度,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文官制度风行南欧、西欧与英伦，助推欧人走出中世纪的千年黑喑。1731-1789年（康熙-乾隆年间）瑞典王室大量进口中国丝、茶与瓷器，仅瓷器一项就达5000万件，“罄其国库以购瓷”。中国政府特地组织专门力量烧制高档“外销瓷”，乾隆帝亲自组织画师，依欧人欣赏习惯，为外销粉彩瓷绘制图案，年产250万担，装船运往英伦与北欧。这批欧洲风味的中国瓷，现在在欧洲相关博物馆中还能看到。事实一再说明：中国政府是在积极组织对欧、对英的商品交往的，中国人何尝封闭！世上哪有这样的“封闭”？
还有，当时在东洋、南洋、西洋海面经商的，除政府商船外，还活跃着强大的民间商船队，黄香、郑芝龙(郑成功父)船队就是其中的翘楚，其承担的贸易量远超西、葡、荷各国在东海-南海的总投入。西、葡、荷各国无力与郑氏竞争而甘愿与之结盟签约，联手经营东洋、南洋、西洋之海运，从事日本、琉球、台湾、吕宋、勃尼、暹罗、马六甲之间的易货贸易；能说“中外贸易”被隔绝了么？
顺便说一下，当欧陆卷起“中国潮”时，中国乾隆帝修建的圆明园，却是综合了中西风格设计的。其长春园之“西洋楼”大水法、海晏楼等等，倒是采用了法式蓝图。它是中西文化正态交流的见证，恰恰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和英国人打交道了。当时的清政府，面对日益增多的远洋客商，首次建立了海关。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英国商人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航海技术还相对落后等原因，英国商队基本上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关，英人始来互市，然不能每岁至）。再过三十一年之后的雍正七年（1729年），英国商队才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双方才“始通市不绝”。
乾隆七年（1742年）冬十一月，英国一支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后飘至广东沿海的澳门，当时的两广总督策楞，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些不速之客，并且特意安排地方官给这些英国客商免费提供食物，并帮助他们修缮破损的船舶。直到人员和商船都休整完毕，才送他们上路。
如此，你还要中国人怎么做，才算向欧洲靠拢、才算“进步”、才不“僵化”、才不是“盲目自大的闭关锁国”呢？
清顺治、康熙时，已开辟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大国家级通商口岸，而沿海口岸在100个以上，呈现百口通商的盛况；并在广州组建“十三行”经办欧人的对华贸易。根据1840年以前一百多年的海关关税定额数字记录，康乾之际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清朝四大海关的关税大体上呈上涨趋势。尤其是粤海关，从康熙年间的4万余两白银，暴涨到道光年间的定额近90万两，实收150万两之巨。如此巨额关税收入，足以证明清朝对外贸易的繁盛。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鉴于葡、西、荷海盗与倭寇一起，在东南沿海横行不法，不断滋扰沿海居民，便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取消了明代以来的云台、宁波、漳州等苏闽浙口岸。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颁布《限夷五事》，禁止夷商任意居住、禁止与华商私下往来——这是主权国家的正当举措，却遭到所有西洋商团的同声诋毁。西方史家即以这批海盗洋商的诋毁为据，编制“中国封闭史”来欺世惑众。
1760（乾隆二十五年）到1833（道光十三年）这七十年间，英对华年平均出口额从47万余两白银增至733万余两；年平均输入中国商品由97万余两激增至995万余两。而1769--1772年间，英国每年要从中国广州运茶1068.9万磅，需要量之大可以想见。著名学者约翰逊说：“我白天喝茶下饭，傍晚喝茶解闷，夜半喝茶忘忧，清晨喝茶提神，二十年不离茶炉子。”至1781-1793十三年内，英输华商品共1687万,仅及清输英之茶叶一项的六分之一。中英贸易严重不平衡，但这不是中国的过错！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政府是在积极组织对外贸易的，中英交往并不缺乏管道！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为是否要“禁茶”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因为进口茶叶要耗费大量国帑。可这种贸易不平衡使英国人焦虑万分，它又无法减少对华进口，怎么办？这就是1792年马嘎尔尼使华的真正原因！
就在这个当口，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工业革命”之启动才不过2-30年，英女王即派出马嘎尔尼船队启程来华，以“祝寿”为名，交涉打开中国市场的事宜，要求“自由通商”。正值乾隆八十大寿。他们的主要目的据说是“与中国建立平等的正常外交关系以达成与中国的自由通商，并且尽一切可能搜集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情报以对中国的国力做出正确的评估”。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是：
1.增开天津、舟山、宁波口岸；
2.租借舟山、广州海岛作商品储运基地；
3.要求撒消广州“公行”，降低关税;
4.要求允许其沿内河进入腹地，自由传教、自由贸易……。
这一切，正是列强与其在拉美、在非洲、在中东、在南亚、在南洋的殖民地之间成功推行的“游戏规则”，均为强横之约，这样的“国际惯例”理所当然地遭遇清廷的礼貌拒绝。“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精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可贵的是：乾隆帝一面以礼接待、让大臣陪他游览皇家林园“避暑山庄”；然后重金遣送其出境（中国皇帝对外使从来是不惜抛洒钱财的）；同时向东南沿海守疆大吏们下达密旨：“你们在依规友善地迎送英夷之使团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战备，警惕英夷沿用“租借澳门”之计侵占浙东或闽广海岛；警惕英夷借口挑起战端！”——可见乾隆帝的头脑多么清醒、且应对有方！要不，能有1792-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安宁无事么？能有此间中国人口的成亿增长么(中国汉唐时全国在册人口不超过六千万)？须知1803年（嘉庆八年）中国人口已突破三亿！生产总值遥居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一直维持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北洋军阀统治时）。
嘉庆七年至十三年，英国海军数次出兵窥伺并侵占澳门，英军军舰甚至都冲击到了清军海防的前沿阵地虎门和黄埔，但最终畏惧于清政府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制裁，才退出了澳门（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十三年秋九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护货为词，总督吴熊光屡谕使去，不听，遂据澳，复以兵船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命剿办绝市，英人始於十月退师）。
嘉庆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国王第四次派使臣朝见——“遣其臣加拉威礼来粤东投书”，献方物。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王又一次派使团来华，重申上述要求，新增六项要求:1.增加通商口岸，2.允许在北京建立货栈，3.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居住，4.允许英国商人在广州常驻，5.降低关税，6.削减不合理的规费。同样未果。使团在返回途中测量了中国沿海/沿江的水文情况，为后来英国军队进攻江海沿岸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到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输华货物总值130万英镑.而1837.7-1838.6一年间，英输华达560万英镑.但其商品都出自南亚，由英属东印度公司组织，而仅仅鸦片一项就占其中60%，合340万镑。除去鸦片，就中英正当贸易部分而言，英尚欠90万英镑的民生商货，才能与中方输英的310万英镑商货（丝、茶、瓷......）持平。这足以证明英人之商品出口力是何等的低微无力(至于英伦本土的商品生产力与出口力更不足齿数!)，而这已经是马嘎尔尼来华要求“自由贸易”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况论当年！
1760（乾隆二十五）年“工业革命”，七、八十年之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占据欧人对华贸易量一半以上的英国，凭着本土曼彻斯特纺织基地生产的“洋布”，加上东印度公司从其殖民地（南亚-印度、伊朗）运出的大批棉花，竟然抵销不了中国“南京土布”一项的对英出口！其总体产能又是何等的微薄而不足道,也就可想而知了。此时，英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中国人每人把衣衫加长一寸，就足够曼彻斯特纺织厂开足马力生产三十年！”听，这话多么生动地凸现了英商对中国市场的垂涎与无知！逆推半个世纪前马戛尔尼来华之时，他的国家又能拿出多少“商品”来做“正当贸易”呢？如果没有，它要求增开天津、舟山、宁波口岸干什么？它要租借舟山、广州海岛又想干什么？它要求撒消广州“公行”，要求降低关税、要求到内地自由“传教”，又是为了什么？鸦片战争在广州打起来,还“合乎逻辑”;为什么要打到南京?为什么要签订南京条约?英人对华贸易的劣势是怎么终止的?一个“闭关锁国”是怎么靠和平贸易占领欧洲市场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避开马嘎尔尼的种种殖民要求，说成是仅仅为了“自由贸易” ！试问：当时清廷倘若自虐自贬，大开口岸，给人家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把丝、茶、瓷器、棉花与棉织业之类的市场统统拱手让出去，让鸦片合法地涌进来，让中国人不拜父母、不拜祖先、不拜先师孔子，而统统去拜上帝，那才算是开放、才算是把握了与西方接轨的“机遇”了么？
洪秀全倒是“拜上帝”的，而且已经占有了南方，所占国土比西葡荷比英法德奥意的本土还要大！其总人口、总面积、总资源都超过列强，也曾表达了要“与西方洋兄弟结好”的意愿，但它得到了一丝一毫的同情、支持了么？没有！它得到的只是"洋枪队"与清廷的联手镇压！
十八、九世纪的“近代化”的现实样板，也就是英法德美之类了，姑不论它们让不让、帮不帮你去“接轨”，仅从纯“理论”推导上说，谁能认可彼等当时的社会模式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之惟一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呢？当年，列强本身不正处于激烈的撕咬、争斗、动荡之中吗？当时的西欧资本运作，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列强之间火并不断，以至酿成一次次国际战争，欧洲本土人民也深受其害。西方殖民者却发誓要让“天下归主”、要全球都依着他们的愿望、按其制定的弱肉强食之游戏规则来实现所谓“近/现代化”。试问：西欧如此这般的建国之基、立国之策、对外之谋，足以救治老大的中国社会吗？让四亿人口的大船，驶往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黑风口”，是负责任的选择么？不！假若中国人当时真的走上了的西式“近代化”之路，一样经历欧洲那样的振荡，于国于民于东亚于世界到底是祸是福，谁知道！而且，他们会同意让一个比整个欧洲还大/还强/还文明的中华大地进入“列强”行列去全世界与之争锋么?
再说，在16—20世纪初，非洲、拉美、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南洋群岛，不是早就被彻底地纳入西、葡、荷、英、法之“近代体系”之中，由着葡荷英法之“东印度公司”自由地去做“资本运作”了么？那里倒是从不“封闭”、从不“关锁”，那里的现代化进程又如何呢？事实早已作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某些精英为什么不肯“睁眼看世界”呢? 今天，继续沉迷于“机遇”论迷雾，是没有前途的，对中国、对世界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2020.02.24初稿---2023.06.20修订】
编辑：姜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