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宜人储说: 说说周秦文字的三变与传承
发布时间：2023-06-15 10:56:31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江山宜人
中国方块文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芯片，它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这里,我们来阐述早期中文历经多次重大变形，而其音义仍能顺畅地传承/拓展的文化密码。
(一)甲骨文。人们知道:甲骨时代,我国先民发现了文字有记录社会信息的特异功能，完成了中国文字的创制。其结体原则是:1,一字一形,一形一音,一音一意;2,象形,以形达意，以形传音。如天人日月，山川水火，耳目手足，马牛犬羊、弓矢舟车之类，都是近取诸身、耳目所及的实有事物，有形可求，有象可拟。人们依形造字，其所承载的声和义，都容易为受授双方所接受，便于交流、传播,它保证了中国文字与世界其它文字的根本区别。
象形,是多层次的;不仅指某字像某个客体，像事物的实际形状或特征形象，还包括着抽象事理的象征、代表、征兆、寓义、暗示,更可能是客观世界的歪曲投射，是错觉、幻觉或幻象。可见,“象”的信息容量很大，它不但具有生动、具体、鲜明的品性，还承载着作者的思维运作、认知感受、主体体验及情绪律动，能诱发读者(受众)的心理共鸣。人们对书面文字的观赏，实际上是对其“象”的观赏。甲骨文支撑了中华文明初期上下两千年间的巫卜文化，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嘹亮序曲。
甲骨文的载体是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这造成了文字刻录的先天困难。上世纪中叶以来，除安阳殷墟之外，在北京昌平，河南郑州，山西洪赵，陕西长安、扶风、岐山等地，都批量地发现了甲骨文,各地的核心制作地点宏观上呈星云式分布状态。其造形原理、刻录技术大体一致；其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字顺次竟也完全一致；五/六千年前,在时空跨度如此巨大的范围内、出现风貌高度一致的刻符式甲骨文字,简直匪夷所思,但它是客观存在。这就标志着:从一开始,这种刻画文字就是全体华夏居民所共创/共有而共享的文化产品。
(二)篆字。西周中后期,我国先民造出了“篆字”(大篆),完成了第一轮文字构形的重大整顿:使结体松散的甲骨文字构形方整化、象形意念化、运笔线条化，从而确立了方块文字之端庄、稳定、平衡的民族品性。篆字的变形,提供了将甲骨文的日月水火牛羊之“具象象形”变为大篆的日月水火牛羊之“意念象形”的经验，使文字与绘画真正脱钩,却不改其象形的先天秉性;这就强化了其信息存储功能。这是中国人能始终站到世界最前列的又一保证。
甲骨文-篆字在构形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做到了形变而音义不变，确保了中华历史文化芯片作为形音义复合体的民族通用素质。它寓形变于神不变之中,这是汉字音义得以万世传承的密码，是民族智慧可以层层累积、代代递进的奥妙之所在。有了这一条,就不至于引发文化中断/文化脱节/文化分趋的严重后果了。在欧洲,古拉丁文曾是意西葡比英荷/法德奥匈波乌俄各国文字的“共祖”，却发生了文化分趋、古今脱节的严重现象。
大篆的载体是青铜器，其文字产品还不是“书”; 小篆的载体是竹木简片。竹简是世界第一人造专用文字载体,它在中国沿用了千年以上;现存周秦汉晋文化典籍99%以上是简书(另有少量帛书等)。简书一出现,就培养出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实现了第一轮知识大爆炸;诸子百家的学术专著批量涌现，中华文字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
周人计深远,首订“书同文”。据传,这是西周晚期第十一代国君周宣王(前828-前782在位)拟订的方略。他让太史籀负责,将大篆推行于全国。数千年来,“书同文”方略一直不断地被强化而得到各族各级政权的有效贯彻与执行。这是各地各族中国人文化认同、心理认同、言语认同、政治认同的基本功;是咱们大中华破而不碎,分而又合，衰而又起的精神纽带。
(三)秦的隶变。秦统一中国前夕，各地文字异样纷呈，战国七雄，连数目字也各写各样，什么虫书、鸟书、蝌蚪文，字体不下50多种，这显然不利于大一统事业。秦人为适应帝国治理的需要,在全境推进篆字的的简化:主要是去除大篆过多的装饰性笔形而成小篆,又进一步推行隶变----秦隶实现了文字的部件法定化、结体简约化、部首符号化、笔形多样化、版面整洁化;其中,秦隶的部件法定化了,如在小篆中,秦春奉舂奏泰，各有各的部首，毫不相干,隶变后都统一成春字头了,隶字笔形也有了点横撇捺竖钩挑折的区分，这是汉字书法美的根基;部首“水火心手阜邑”等等的全都符号化，更是对传统观念的严重挑战:所谓“一点主,两点冰,三点水,四点火,邑阜变耳朵”，连陈/陆/邓/邢这类古老姓氏的篆字偏旁“邑/阜”都一律简化成了古怪的“耳朵”。简明而又有区别，这就极大地拓宽了字形变体之路径。这样的标准化,实质就是“法定化”,无须讲理,执行就是----离开很强的行政权威,这是很难推开的。
说明一下:秦始皇的“符号化”化得很彻底,让人有“全失本真”之慨;但秦始皇是有法规、有底线的,他并没有一刀切。1.他遵守了新旧字形一一对应的原则,保持了文字造形的可识别度与字义的可传承性;保持了文字结体的端庄、平衡、稳定、对称,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取向; 2.他只搞“部首符号化”，不搞全字符号化,特别是形声字的声旁不搞符号化，被符号化的只是形声字的“形旁”而已;因为声旁则既表该字的读音、又能表该字的字源义、字本义,它若符号化了,容易隔断新旧字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一句话,秦皇的符号化,只是“部首符号化”而不是“构件符号化”,这是一条可贵的汉字简化规律与简化底线。变中有不变，革其当革,守其应守,这是符合哲理的操作。这就急速提升了文字生产力。秦墓竹简的大批量发现,证明了秦文化的辉煌，虽然它只是个短命王朝。
后世的正楷与行草，那不过是秦隶的进一步美化、简约化而已，再也没有谁跳出甲骨之象形、金文之方整、秦隶之美观的既定路数。总之,第三代“中华文化芯片”就此定型了。[2013.6.14]
(一)甲骨文。人们知道:甲骨时代,我国先民发现了文字有记录社会信息的特异功能，完成了中国文字的创制。其结体原则是:1,一字一形,一形一音,一音一意;2,象形,以形达意，以形传音。如天人日月，山川水火，耳目手足，马牛犬羊、弓矢舟车之类，都是近取诸身、耳目所及的实有事物，有形可求，有象可拟。人们依形造字，其所承载的声和义，都容易为受授双方所接受，便于交流、传播,它保证了中国文字与世界其它文字的根本区别。
象形,是多层次的;不仅指某字像某个客体，像事物的实际形状或特征形象，还包括着抽象事理的象征、代表、征兆、寓义、暗示,更可能是客观世界的歪曲投射，是错觉、幻觉或幻象。可见,“象”的信息容量很大，它不但具有生动、具体、鲜明的品性，还承载着作者的思维运作、认知感受、主体体验及情绪律动，能诱发读者(受众)的心理共鸣。人们对书面文字的观赏，实际上是对其“象”的观赏。甲骨文支撑了中华文明初期上下两千年间的巫卜文化，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嘹亮序曲。
甲骨文的载体是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这造成了文字刻录的先天困难。上世纪中叶以来，除安阳殷墟之外，在北京昌平，河南郑州，山西洪赵，陕西长安、扶风、岐山等地，都批量地发现了甲骨文,各地的核心制作地点宏观上呈星云式分布状态。其造形原理、刻录技术大体一致；其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字顺次竟也完全一致；五/六千年前,在时空跨度如此巨大的范围内、出现风貌高度一致的刻符式甲骨文字,简直匪夷所思,但它是客观存在。这就标志着:从一开始,这种刻画文字就是全体华夏居民所共创/共有而共享的文化产品。
(二)篆字。西周中后期,我国先民造出了“篆字”(大篆),完成了第一轮文字构形的重大整顿:使结体松散的甲骨文字构形方整化、象形意念化、运笔线条化，从而确立了方块文字之端庄、稳定、平衡的民族品性。篆字的变形,提供了将甲骨文的日月水火牛羊之“具象象形”变为大篆的日月水火牛羊之“意念象形”的经验，使文字与绘画真正脱钩,却不改其象形的先天秉性;这就强化了其信息存储功能。这是中国人能始终站到世界最前列的又一保证。
甲骨文-篆字在构形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做到了形变而音义不变，确保了中华历史文化芯片作为形音义复合体的民族通用素质。它寓形变于神不变之中,这是汉字音义得以万世传承的密码，是民族智慧可以层层累积、代代递进的奥妙之所在。有了这一条,就不至于引发文化中断/文化脱节/文化分趋的严重后果了。在欧洲,古拉丁文曾是意西葡比英荷/法德奥匈波乌俄各国文字的“共祖”，却发生了文化分趋、古今脱节的严重现象。
大篆的载体是青铜器，其文字产品还不是“书”; 小篆的载体是竹木简片。竹简是世界第一人造专用文字载体,它在中国沿用了千年以上;现存周秦汉晋文化典籍99%以上是简书(另有少量帛书等)。简书一出现,就培养出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实现了第一轮知识大爆炸;诸子百家的学术专著批量涌现，中华文字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
周人计深远,首订“书同文”。据传,这是西周晚期第十一代国君周宣王(前828-前782在位)拟订的方略。他让太史籀负责,将大篆推行于全国。数千年来,“书同文”方略一直不断地被强化而得到各族各级政权的有效贯彻与执行。这是各地各族中国人文化认同、心理认同、言语认同、政治认同的基本功;是咱们大中华破而不碎,分而又合，衰而又起的精神纽带。
(三)秦的隶变。秦统一中国前夕，各地文字异样纷呈，战国七雄，连数目字也各写各样，什么虫书、鸟书、蝌蚪文，字体不下50多种，这显然不利于大一统事业。秦人为适应帝国治理的需要,在全境推进篆字的的简化:主要是去除大篆过多的装饰性笔形而成小篆,又进一步推行隶变----秦隶实现了文字的部件法定化、结体简约化、部首符号化、笔形多样化、版面整洁化;其中,秦隶的部件法定化了,如在小篆中,秦春奉舂奏泰，各有各的部首，毫不相干,隶变后都统一成春字头了,隶字笔形也有了点横撇捺竖钩挑折的区分，这是汉字书法美的根基;部首“水火心手阜邑”等等的全都符号化，更是对传统观念的严重挑战:所谓“一点主,两点冰,三点水,四点火,邑阜变耳朵”，连陈/陆/邓/邢这类古老姓氏的篆字偏旁“邑/阜”都一律简化成了古怪的“耳朵”。简明而又有区别，这就极大地拓宽了字形变体之路径。这样的标准化,实质就是“法定化”,无须讲理,执行就是----离开很强的行政权威,这是很难推开的。
说明一下:秦始皇的“符号化”化得很彻底,让人有“全失本真”之慨;但秦始皇是有法规、有底线的,他并没有一刀切。1.他遵守了新旧字形一一对应的原则,保持了文字造形的可识别度与字义的可传承性;保持了文字结体的端庄、平衡、稳定、对称,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取向; 2.他只搞“部首符号化”，不搞全字符号化,特别是形声字的声旁不搞符号化，被符号化的只是形声字的“形旁”而已;因为声旁则既表该字的读音、又能表该字的字源义、字本义,它若符号化了,容易隔断新旧字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一句话,秦皇的符号化,只是“部首符号化”而不是“构件符号化”,这是一条可贵的汉字简化规律与简化底线。变中有不变，革其当革,守其应守,这是符合哲理的操作。这就急速提升了文字生产力。秦墓竹简的大批量发现,证明了秦文化的辉煌，虽然它只是个短命王朝。
后世的正楷与行草，那不过是秦隶的进一步美化、简约化而已，再也没有谁跳出甲骨之象形、金文之方整、秦隶之美观的既定路数。总之,第三代“中华文化芯片”就此定型了。[2013.6.14]
编辑：姜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