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宜人储说《易经》倡导以人为本的科技利民路线

      (一)孔子十分重视科技利民
      孔子十分赞赏“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就论定了我国以人为本的科技路线。
      科学是干什么的？科学是“研几”的。几：几微细小也。研几：就是—种专攻要害、以最小投入突破瓶颈、解决难题的科技理念:—种透过关键、抓住要害、把握时机、进行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之科技思想。《易·十翼》说：
      1、“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研几的学问，就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学问，就是关注其基础理论的贯通性与应用功能的全面性，学会贯通乎百科的原理，遵行畅达于百业的通则。
      2、“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由此看来，孔子是十分重视产业、重视科技、重视利益万民的。
      3、“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里提出了带有跨时代的指导性的命题：1“研几”是最核心最重要的科研方法论;2“崇高莫大乎富贵”，求富是光明正大的社会目标;3成就崇高事业者便是圣贤；而只要有益于万民，即使重关击柝、杵臼之利也值得追求,而后世道学家程颐程颢却把工技之事贬得不值一文,那是对先秦儒学的公然背叛。。
      应该指出：把“圣道”空洞化、玄虚化，正是后世小儒、腐儒们的惯常嗜好，是对真实“易道”的背叛。典型的事例是：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发展到顶峰，四大发明正是在宋代变成了社会生产力,造纸业、印刷业、丝织业、矿冶业都实现了产业经营基地化、劳动组合工序化、生产操作机械化、商品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革命:可恰恰从宋代起，科学严重沦为道学附庸，甚至更为低微，程颐便讲：“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河南程氏文集。二程集》卷八《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此种观念发展至明清,可谓尤烈。科技不能升大雅之堂，便只能混迹于各种形式的底层社会生活中，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沦为“妖妄之术”。这是巫术派的堕落，更是“宋明道学-心学派”的堕落，当然要拨正它。
      (二)科技能切实提升劳动价值
      孔子十分重视科技利民，他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他赞赏“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系辞》中有一篇“远古创客史”，确认了劳动创造的价值。孔子在解释64卦的卦名时，完全是从“善利万民”的角度去讲的，简直就是一部“远古创客史”。他充分明白科技对于改善民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极端重要性，他充分明白科技对于推进实体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系辞》第二章中，孔子从伏羲等圣人画八卦、创制文字说起，认为伏羲画卦“盖取诸离”，是在“离卦”的文彩精神得到灵感的；又说神农氏作耒耜，“盖取诸益”，是为了利益万民而辛苦创制的。同理，黄帝刳木为舟、服牛乘马，尧舜创“重关击柝”、发明“臼杵之利”——他们干的全都从64卦得到灵感，又全都是利益万民的圣人事业！黄帝尧舜把“穴居野处”换成宫室，大禹给死者造棺廓、修坟墓——这些圣人都是最有爱心的科技劳动者，他们关顾生者，不忘死者;他们的作为，全是从改善万民之社会生活出发去努力的。孔子这样讲去，也就给学生灌输了“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的创新意识，而把占卜带来的神秘气息扫除得干干净净。
      顺便说—下，孔子这篇文章，或许就是他的“讲课提纲”，简明地列出了讲授的要点，上课时恐怕是要“开专题”讲授的。
      (三)劳动者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科技思维上
      孔子在《易·十翼》中说：“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研几的学问，就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学问，就是学贯通乎百科的原理，行畅达于百业的通则。“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下面，我们着重就“研几”问题多说几句。
      五代的谭峭对孔子的“研几说”有很贴切的理解。他在《化书》中讲：“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万民。太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复。”这正是中国人的文化能动性的最大发挥。不要以眼前可计量的财力物力论成败，要从“知微”、“握机”、“扼要”、“把关”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控制能力上看未来。这种“研几”思想是“东方智慧”。
      舟车的制作，是典型的“中式机械”：车船是中国“木器文化”的极致。舟，出现于6000年前，其舵的装置，是仿生学的妙用；桨，体现着“由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的技术思路；这船的作用太大了。中国船最先采用隔仓技术、最先装备罗盘，最先实现跨洋航行。至于车，《墨子》说“一辖而载五十石，其利于人也谓之巧；不利于人也谓之拙”。中国车最先用上了轮轴与曲辕，是重力学诸原理的全面应用。轮辐结构，也仿用了北极天象。中国机械制作，最主要部件就是“轮”和“轴”，至今我们仍把所有有轮的设备称做“机车”，而把不用轮运行的设备称之为“机床”。中国的木质构件，用的是榫卯牝牡技术，全是仿生的，大到房梁，小到窗格，以木料本身的加工解决其造型工艺，结合部无需用铁钉、角铁之类来加固。不像西方人那么用拼装式、捆绑式。这是“东方的发明路线”的优势。
      (四)从人出发的科研才是真正的科研
      任何科研不得以取代人、消灭人为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机械制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而不是“节约劳动力”，故并不一律要求高智力、高素质的操作者，而是让每一个生命体都有用，越发展越能创造就业机会、体现人生价值。比如一架纺车，何其简单，连乡村的瞎老婆婆和八、九岁的山区小女孩都能用它来纺纱制线，使“最差”的劳动力也能发挥其最大的人生价值，共同参与社会福利的创造。
      中国人的发明与制作，总是尽力把握事物的机枢，善于使一切装制都尽可能地简化到“由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以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的地步。比如远古的一副土圭，用来测日影，就可以实现时空测量与时空转换；比如一双竹筷、一把菜刀，顶西方多少餐具、多少厨具之用；比如一根银针，一次切脉，抵西医多少医疗器械、化验程序之功；比如一块三角马镫及一片马掌，就能让骑兵团作飞速的万里远征；比如川人用一副唧筒，就可以提升出500尺深处的井盐之卤水；豫人用一把洛阳铲，可以探知庄稼地深处有无古墓葬；郑和用一个锤碗子，从大洋深处提取出泥样，从而辨认新的远洋航线……它们无不证明着中华科技一贯追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而又最简便、易普及、充分人性化、可以循环利用的特殊风格。中华民族就是用这样的“简陋设备”实现了五千年持续文明。能握机举要、化繁为简，这才是发明的真缔。
      中国人的发明，总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生命价值，让人人能懂，人人能用，而不追求“节约劳动力，排挤劳动者”的效果，这才叫“以人为本”！而西方的发明制作，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劳动力”，所以结构繁复而功能单一，却要求高智力、高素质的操作者、驾驭者，于是越发展越能制造失业；比如蒸汽机、纺纱机，一出现就受到工人的激烈抵制；比如福特管理，研究的是如何去除任何“不必要的动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根本不考虑人的生理与心理需要，把人变成了螺丝钉。卓别林就很好地演示了这种病态。现在提人性化设计了，就是对它的一种纠偏。
      总的说来，中华科枝的特色有三：一、它是握机的，而不是救急纠偏的；二、它是生态的，而不是无机的；三、它是服务于提高人的生命价值的，而不是取代劳动力的。历史上,宋人在丝织业、制茶业、造纸业、造币业、印刷业,以至冶炼业各产业部门,都实现了规模产业基地化,劳动组合工序化,生产操作机器化,产品销售名牌化，但没有人叫它“产业革命”。
      七、八个世纪之后,西方“工业革命”策源地曼彻斯特的机织洋布在英伦本土也敌不过“南京土布”的市场占有率,最后靠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才挽回了市场;因为那场“工业革命”只解决了机械动力问题,不关注人的问题,才引起“羊吃人”“砸机器”的问题。(怪不到发生于广东的鸦片战争要打到南京去!英国人正是靠它的毒品战争保护其“自由贸易”的!)
      历史的结论:从人出发的科研才是真正的科研,任何科研不得以取代人、消灭人为目标。(2023.06.14)

 

编辑：姜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