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数千年持续发展的结晶 中华产业文明

[提纲]

一、中国农业经济是世界最先进的精耕大农业经济

二、中国家庭手工业自成体系,国家工场制造业向称发达

三、中式产业革命才是本质意义上的产业革命

四、中国产业自有中国特色、中国能量

[正文]

      中华文明是由中华产业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者构成的,其中,产业文明是它的根基。中华产业的基本发展路径是：以先进文化、先进科技为装备，以精耕大农业为基础，以工商业为双翼，推进实体产业的持续发展，夯实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这是中华民族分而必合、衰而复兴、历尽艰难竭蹶而不败的物质基础。

一、中国农业经济是世界最先进的“精耕大农业”经济

      中国至迟从《尚书》的“洪范八政”开始，就已把“食/货”定义为国家机器的优先职能。“食”指以大田作业为主的大农业生产与经营，“货”指入市商品的生产及其交换。精耕大农业经济从来都是我国的重中之重。

      中国古代农业决非西欧人心目中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贬称所能概括的，那根本反映不了几千年来中国精耕大农业经济的本质特色。依照近代欧洲人关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说法，农业嘛，从来就是分散、落后、保守、贫苦、愚昩、不卫生、不文明、实力单薄、经不起大灾小难的玩意儿。原来，西欧中世纪的一个城市（如十三世纪前的伦敦、汉堡、威尼斯）能集聚到2万人口，就足以号称“大城、名城”了。农田种1收4即可谓之“丰收”了，城市中有几家有七、八个徒工的制鞋作坊就算不错了。在这样的经济体中生活的欧人，是无从体认中国《诗经》之《生民》《七月》《大田》《甫田》等篇章所讴歌的西周之“十千维耦”“千斯箱、万斯箱”“仓庾连云”那种大农业、大格局的;更无法设想汉魏六朝之庄园的综合经营、规模经营，及园林化村寨坞堡之宜居环境的建构的；更没有梦想过隋唐宋元明清那种城乡经济一体发展、农工商贸互补双赢的特色产业区的规模经济。

      “精耕大农业”的优势在于:以大田作业为基础,林牧副渔兼顾,同时发展工商业,城乡统筹,士农工商统筹,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样需求。有了这种精耕大农业,才能有效支撑历代百万市民、百万大兵、百万大型工程的巨量消费;才能有效支持城市工商业与中外商贸业持续的兴旺发达。

      事实上，在中国，从西周起，就已用先进科技来装备农业、优化民生了。《考工记》上说：周代，全国水土田林沟渠道路都被置于网格化的“井田”设计之下，实行大田作业；凡城/邑都必须建在水土田林生态足以持续承担的地面上。

      汉代《汜胜之书》更注重土地耕作制的不断改良，推出了代田制、区田制、轮作制，复种制,这就优化了农业生态，保障了世界最大民族群体的衣食之需，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中国登录人口已发展到59597983人，占当时亚欧非总人口的1/2以上。氾胜之的经营理念表现“先试验、后推广”与“勤比较、重效益”上，“区种法”、“靠接法”、“水温调节法”都是这样产生的；溲种法中的“神农法”与“后稷法”的对比，也出于他的严格的科学精神。这一切出现在2000年前，着实令世界吃惊，它比欧洲十八世纪后兴起的实证型科研方法论毫不逊色。比如书中《区田》一节，所有操作都是规花化的，一切都严格按既定数据办事；而各种数据又是在实验过程中不断修正的；另，在《种瓠》一节，还有这样的说明：“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值十钱，并值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值二万六千文。馀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其论列何等科学！

       北朝《齐民要术》中说：庄园内主要从事大田种植，还经营菜圃、林场、牧场，有各种手工业作坊，人们利用选种、育种、引种、嫁接、阉割等生物技术，来强化或改变生物自身的“天性”，提高作物产量及其品质，农牧渔果业产品之精加工技术也全面登场；人们重视对有益菌种、特别是对酶、酵母菌的利用，把生物技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能酿酒、作曲、做醋、制酱豉、发面、做乳酪、制脂粉，以及榨油、取蜜、缫丝、印染、皮毛加工、打造木质、铁质的农具、家具之类；对禽鱼肉蛋的储运、保鲜与深加工，六朝人也都有绝招；另外，有的还兼营商贸，能举办一定规模的土木工程。这一切，为提高民族大家庭的生活水准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与技能保障，使各族人民在生活风习上逐步融合、趋同而又丰富多彩。可以说，“庄园”是我国中古时代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一种高效配置形态，是六朝动荡社会基层力量的超强凝聚。其所表现出的生产力之强大，竟然克服了南北纷争对峙的历史大灾难而实现了中华各族人民的大融合，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始终分裂动荡形成了强烈对比。

      唐代“曲辕犁”定型，引动耕作技术的大发展。宋代栽秧技术成熟，培育并推广了旱稻、双季稻，使用了秧马、龙骨水车等先进农器农具。唐宋时代，出现大片大片的特品农作物产区与经济作物基地，发挥了精耕大农业的一切优势。元代农具/农机有全面发展，包括农田耕作器械、灌溉机具、收割农具，储藏设施、运输设备、农产品加工器械、纺织器械等等。元明时期，中国农人又成功引进了拉美高产低耗的玉米、红薯、土豆、占城稻、甘蔗、花生及南亚的棉花，刷新了中华大地的植被。靠中国原有的黍稷菽麦、丝麻葛布，难以满足宋元明清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庞大需求，更不能满足此后成亿增长的中国人口的温饱之需。

      明代南方还出现了“桑基农业”:充分发挥生态农业红利:基上种桑，鱼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矢喂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这就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无机农业”的生态之路。历史已经证明：惟有有机生态大农业，才是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的希望。

      当然,中国人关于“小农”的种种坏印象，也渗有自己对于近代一、二百年间的破败农业经济的沉痛记忆。要知道，中国汉唐盛世的人口峰值也不过五、六千万；而清代，耕地面积并无太大增长，人口却发生了从5000万到1亿，从1亿到2亿,又从2亿到4亿的巨变。而19世纪中叶,正是统治阶级加速腐败，外有列强欺凌压诈，内有农民暴动造反，社会沉沦于空前大动荡/大危机之中，于是传统农业经济惨遭摧残，人们很容易把它与西欧中世纪“小农经济”的荒寒、残破挂上钩而呼唤改变——但不能把这笔账记在中华精耕农业头上。

 对中国农业应该有个历史的全面的观察与评价。

二、中国家庭手工业自成体系,国家工场制造业向称发达

      先秦诸子百家，没有一家不关心产业的发展：儒家倡导积极管理，要求“庶之、富之、教之”，道家讲究“无为而治”，主张放手让民间自发经营，把政府干预降到最低限度；墨家不仅讲积极的宏观调控，更讲积极的微观处置，尤其重视技术应用；法家把耕战作为兴邦治国的基本国策，使生产管理全面“法制化”……百家主张各异，但发展生产则是共同要求。

      中国古代国家工场制造业向称发达，更以技术含量高，组织管理缜密闻名，特别是起步于先秦两汉的玉器、瓦器、陶器、青铜器、瓷器、漆器制作。

      我国从商周时起，就实行“工商食官” 制度，国家工场统一组织劳动，组织产供销。《考工记》证明着先秦时期国家工场制造业就已很发达，世界无二的金属冶铸技术、丝麻漂染技术、剑戟锻造技术，钟罄制作技术均己高度成熟，均能大批量产出，均能标准化、规范化作业。这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还在梦想的。当时中国根本无所谓“家庭手工业”,没有一师带数徒的小微作坊。

      秦汉以降，大兴直接关系民生福利、民生质量的实体产业。大规模经营的制盐、制酒、制茶、制酱、制衣、制革、制药、制纸等各行各业齐兴;不断发展的建筑业，如城池、关寨、宫室、园林、馆驿的建造、水陆道桥的修筑及矿冶设备与交通运输设施的制备盛况空前。

      中唐以后,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发达起来，庶民的家庭小作坊接手了大批国家工场制造业项目，成为工场制造业的有力支撑。

      两宋时期（960-1279），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两宋的首都汴京（开封）与临安（杭州）都发展到100万至150万人口。北宋境内人户超过20万的城市有洛阳、扬州、泉州、广州、鄂州、成都等,均发展为通商大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6个，分布于大江与运河流域，而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市舶务或舶场的都会与商埠，更像一串明珠，洒落在沿海一带，北起山东半岛的密州、青州，中经古长江口的扬州、江阴、苏州、上海 、华亭（松江）、青浦到杭州湾的澉浦(海盐)、杭州、宁波及温州，南到闽广的泉州、福州、漳州、潮洲、广州与交州(今越南境内)等，它们奠定了今沿海沿江城镇的规模，带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

      宋代造船业尤称发达，远洋航行的宋舶，装备有磁针，使用了隔仓技术，可以跨洋航行直至波斯湾，进行大规模的榷货贸易，带动了番禺（广州）、刺桐（泉州）、天城（杭州）这类世界级港口商埠的涌现。宋代丝绸、瓷器、造船、制盐、制茶、矿冶业全面兴盛，在各地形成特色产业，苏州、长沙、成都的丝绸锦缎世界驰名。

      到了明代，造船业、丝织业、棉纺业、制茶业、制瓷业、矿冶业、制盐业等行业更是高度发达，并在相应地区形成相对密集的特色产业区，以中心都会、大型商埠为核心，带动广大农村腹地，汇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利益共同体。南京、扬州、苏州、松江、杭州、明州、广州，佛山镇、武昌镇、朱仙镇、景德镇，都以生产发达、市场繁荣著称于世。松江府投放市场的棉布“日以万计”，苏州“郡城以东，皆习机业。”景德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参见明《浮梁县志》及《归震川先生文集》等）。当时，生产者、经营者们在比产量、比质量、比营销、比运输、比技能的大规模竞争活动中，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利益共同体，出现了以私营作坊、手工工场为基地的劳动力密集组合和以行会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异动，都会直接牵动广泛的产供销系统而作用于整个社会。这个时期，大量失业农民进城谋生，在“出卖劳动力”的新型雇佣体制下向“产业工人”蜕变。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被组织起来，机器设备成了他们的生存依靠，对社会经济变动保持着极度的敏感；他们最善于作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的群体斗争；到明代中叶便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冲击波，震撼着既有的统治秩序。

      明代农村务农为主，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农副特产与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如编织业）基地发达起来，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也作为“帝国工场工业”的后备力量、支援力量而存在，构成城乡间的新的经济纽带，这叫“联气分趋”，中国城乡，始终是气脉联通的；从无欧式城乡差别。中国城乡人的角色转换与命运关联是自然的/天然的。这样的经营实体，又怎能用欧洲人定义的什么“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之类落后概念来强行框定它呢？又怎能搬用西方人讥嘲其自身中世纪“砍烧农业”的那套话语来攻击养话了世界1/3-1/2人口的中国精耕大农业呢？

      明清之际，“中国潮”在欧陆兴起，为期250年（16世末--19世纪中叶）,给欧人送去了四大发明、五经四书，文官制度；送去了丝、茶、瓷器和香料, 又送去了造纸、印刷、造船、航海等全新业态，以及园林艺术、戏剧艺术以及家居艺术；还与东南亚人、南亚人、阿拉伯人一起，经营从东海、南海到“小西洋”直达红海、地中海的国际航路，营造了和平、双赢、友谊的国际海洋文化。一句话,世界人民从产业文明、制度文明到精神文明各个方面,让刚刚冲出中世纪之荒寒黑暗的西欧人进入了"文艺复兴"(15世纪) “启蒙运动”(17-18)后的快速发展轨道，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文明水准与生活质量。应该说，14--19世纪，中外时世的发展态势,正在开辟人类和平交往、正态跃迁的可能,世界正在和平地友好地"长入"发展的新阶段，人类有理由盼来一轮新的太阳。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除工商产业外，社会服务性行业更见兴隆，赌场、妓院、酒楼、茶社、戏馆、饭庄、旅店、当铺、银号、柜坊… …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都孳生出来了。它不能不深刻地改变城市生态与市民心态，人们的生命追求、审美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物欲的膨胀随着少数人财富的高额积累而呈几何级数的上升，也不能不加剧社会的不平衡而带来社会成员间的激烈冲突；而活跃于消费经济、消费文化中的幕僚政客、文人士子、师爷家丁、奸商牙侩、江湖艺人、闲散军卒、社会流民、帮闲伙计、僧尼丐帮，又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股势力，他们成份最复杂、思想最易变、行为最敏捷，而破坏力也最大/最明显，成为孕育新型安全事故的温床。
      综此，我把这种业态概称为“中国国家工场工业”。它体量庞大、内部分工严密有序，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资源配置，其生产技能科技含量相适配，产品远销海内外。全行业在国家经管之下，能实现超时空的产供销联动。中国本土的“帝国工场工业”之业态高度成熟的标志，便是《天工开物》的问世。无论就其业内劳动组合、劳动分工，还是就其产供销体系的规模体量、资源配置，都是西方“手工工场”的概念所绝对无法含括的。

三、中式产业革命才是本质意义上的产业革命

      宋代发生了中式产业革命。它依据人本思想,把劳动组合、工序分工放在首位;它注重在境内外组织货源,编制产供销网络;它注重经营产业基地,推进机械作业,提倡商德,提倡优品竞发,反对坑蒙拐骗/以邻为壑的竞争。
      作为证据，我们首先来扫描一下宋代的“行业户籍制”。从宋代的行业户籍可以看到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之管理文化，那是早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成熟之前8-9个世纪就已经达到的高度文明。它用史实颠覆了“全球都走资本主义之路”的神话。
宋代户籍登录后，在各户门墙上订户牌,公示户籍内容。其时户种有：行(hang,杭)户、铺户、坊户、机户、匠户（建筑之类）、坑冶户、糖霜户（蔗糖生产）、焙户（制茶）、铛户（炼矾）、糟户（造酒）、酒户（卖酒）、盐户（卖盐）、磨户（面坊，粮食加工）、镬户（煮池盐）、亭户（晒海盐）、染户、药户、花户、菜园户、果园户、茶园户、漆户、炭户、窑户（陶瓷生产）、纸户（造纸及造纸制品）、船户（内河运输）、舶户（外洋商贸）、渔户（渔业）、墓户（守墓）等等，难以尽数。
      有些户种极具时代品性，应作特别说明：
      1.行户：参加一个行业组织的城市工商户。行设行头，自治管理。上至金银店、交子、会子、质库，下至理发、卖花、制衣、制鞋、提壶卖水、妓女、乞丐，一概入“行”。时开封有160余行，临安有414行。非行户不得入市经商。投行户由官府核产/登录/造簿，交纳商税，接受科配的货卖份额，在完成赋税与政府之和买定额之后，才能自由上市。
      2、机户：即织户，从事蚕丝纺织的专业户，又可细分为锦户、绸户、绫户等。一般织户拥有多台自己的织机，自己缲丝、纺织，印染、刺绣、出售。当时汴京、杭州、苏州、成都、梓州（四川三台）、长沙、荆州等地，均为织户密集区，形成了桑蚕生产与丝绸产业配套的特色产业带，各有特产精品在全国上市，并供外贸。机坊雇工生产，规模很大。北宋仅梓州就有织户数千家，全国机户有十万以上，这是欧洲人到十九世纪仍无法梦想的经营规模。政府统购、派销；或征役去国营作坊工作。高级丝绸技师的工资，比丞相级达官还要多。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有两层楼高,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只因它还得靠人力操作,尽管巨量丝绸产品分明是由机器生产出来的，而有些“学者”却又不肯承认它是机械产品，把它与西欧小微作坊等量齐观,岂不荒唐?
      3、坑冶户：即坑炉户、矿冶户；细分为坑户、矿户、冶户、炉户，雇佣坑丁、炉丁、冶夫生产。江西信州铅（yang沿）山铜矿，共雇矿丁十余万人，从业的户数十分可观。宋代大型工矿有上万矿冶户，很能说明其已达到何等可观的规模！(参见文后所附资料一)
      4、纸户：一户纸坊雇用百十名纸工生产纸；贡纸（税后）之外可以自销；但政府得优先“和买”。纸用于写字、作画、印书外，宋人还用纸作靴帽、衣衾、被帐、盔甲。纸盔甲乃“叠三寸薄绵纸，锤成纸板，方寸四钉，极其坚固。浸水之后，五十步外射箭不入；但滞重而不便于奔跑。”《宋史·兵志》载：仁宗康定元年(1041)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负责造纸甲三万，发给陕西防城弓手。仁宗在四川赈灾时，一次发放纸甲十万件。可以想见生产规模之大，技术之高超。
      5、匠户：有专门技术从事手工生产的作坊，多指金银品加工、制作玉器、漆器、造笔墨砚及建筑（泥瓦木工等五匠）等工匠户。中唐以前“工商食官”，到宋代即编入民户了，但官府可凭《匠籍》随时征差派役。官府还会配料定制，预购产品，和雇匠夫。
      6、舶户：专指经营外洋贸易的人户。宋代东南沿海有杭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多处对外贸易港口，聚居着中外舶户。宋舶不仅往来东海、南洋，也远航波斯湾，与中亚、西亚、北非商人交易，获利颇丰。国家设市舶司管理之。南宋时，外贸年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2%以上。
      7、铺户：指城镇开设商店的人户。宋代商铺众多，分工细，系列化。有酒楼、茶坊、客店、包子铺、瓜果铺之类，有鱼行、肉行、牛马行、猪羊行、粮食行、米行之类，又有金银铺、彩帛铺、香药铺、书画铺、香烛铺、头巾铺、胭脂铺之类。这是宋人社会生活艺术化的实业支撑。
      8、铺户有时则专指书铺、书坊。宋版书世界有名，福建、四川、两浙、苏南、江西是当时印刷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写书、编书、印书与销售一条龙经营。宋代文坛流行圈点批抹之风，别人的文章一出来，就评头论足，帮其占领市场。每逢国家科举考试，书铺就提前请来名师供养着。待开考后，千方百计把上线入选的考卷“偷”出来复制，让名师牵头，组织一批人连夜加以圈点批抹。皇榜一公布，优秀考卷的评点新书就面世了。应试人争相购买，这是书铺的黄金季节。
      9.书铺中又有一种由地方政府特别指定、专门承揽法定公证事务的书坊。政府发给这类书坊以特别营业执照，给予专用印鉴。规定与官长有亲戚关系者、有犯罪前科者、体弱多病无产业者，不得承办;有过错或犯法被勒令停业者，交出执照与印鉴，不得再营业。它负责公私委托的法律文书的制作：如诉状/田产/婚书的印制、查验；应试人身份家产的担保；为应征召人的身分事历作中证等。诉状需严格按照法定程式制作，确保所涉内容真实无误，加盖铺户印鉴，承担法律责任，收取相应报酬。这减轻了国家的司法成本,提高了办案质量。
      下面我们再来专题看看宋代矿冶业/制钞业的单位名录，它也是宋代产业先进性的有力证据。
      (一)北宋有矿冶二百七十一家，皆置吏主之:其中,1.金产六,2.银二十三,监冶八十四,3.铜十一，军冶四十六;4.铁二十四，军冶七十七;5.锡七，6.丹砂二。 7.水银四; 8.胆水(炼铜卤水)十一所。
      (二)南宋绍兴诸道坑冶数:1金坑:兴者134,废者140;2银坑兴者84,废者83; 3铜坑兴57,废45: 4铁坑兴370,废256;5铅坑兴32,废15;6锡坑兴94,废44。
      (三)宋冶场之盛，名在官府者:铅(yan沿)山、矾山、石堰、涔水、昭宝、富宝、宝成、宝瑞、双瑞、嘉瑞、大挺、大济、永兴、新兴、兴国、兴利、大富、广富、通利、通济。监务、坑井，殆几万计。 

  按:以上取自<读书纪数略>， 以下取自<玉海.食货.钱币> 。

      (四)祥符四钱监:饶、池、江、杭。
      (五)元丰六钱监:兴国、睦、衡、舒、蕲、惠。 
      (六)元丰铜钱十七监:1西京阜财监, 2卫州黎阳监, 3永兴军监, 4陜西监/5.华州监, 6绛州垣曲监,7舒州同安监，8睦州神泉监，9兴国军富民监/10衡宁监，11鄂州宝泉监，12江州广宁监, 13池州永丰监,14饶州永平监,15建州丰国监,16韶州永通监,17惠州阜民监。  
      (七)元丰铁钱九监:1.虢州-朱阳两监, 3.商州阜民-洛南两监, 5威远镇-滔山镇两监, 7.兴州-济众监,8.嘉州-丰远监,9.卭州-惠民监。    
      (八)乾道六钱监:1.舒曰同安监,2.蕲曰蕲春监, 3.黄曰齐安监, 4.抚曰裕国监, 5.临江曰丰余监, 6.兴国曰富民监。    
      (九)中兴铸钱,有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宁丰国监,赣州铸钱监,严州神泉监,韶州永通监(注释1)。
      (十)宋铸钱使二:一领湖广、江西; 一领闽浙、淮南、江东。
      宋代各产业基地均设有专职行政管理机构，即相当于州/县级政府机构--叫做“监”的单位--负责统筹从业者的生产/生活与税收。
      按:<文献通考>载: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其中,永通監八十万貫,惠州阜民監七十万貫。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Hartwall)对宋代的铁产量有个估计。他说:1041年(宋仁宗康定2年)，令造币厂造300万缗铁钱，需要2.9万吨铁，仅此一项就相当于18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3/4，此外再加上农具、兵器、制盐、造船以及铸佛像等用途，“到1079年，每年生产约7.5万吨到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可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
      我国宋代的实体产业矿冶业/丝织业/制盐业/制茶业/造纸业/出版业/制币业,都呈现出一派全新业态。它们都实现了全行业的“产业经营基地化,劳动组合工序化,生产操作机械化，商品产出优品化,境内外营销一条龙”的崭新布局，真可谓时来花竞发，红紫各争春。中国靠自家本土的工场工业加乡镇作坊，在规模、体制、产能、产值上，在劳动组合、物资组合、技术组合、市场组合上，均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的初始一百年中未曾达到的水平。这才是全球最本质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西欧各行业则久久无法走出一师带数徒的手工作坊；待到数个世纪之后,一旦解决机械动力问题，作坊变成工厂,立刻召致“羊吃人/砸机器”的悲剧。相形之下,中国人真该“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以人为本的产业管理之超前!(参见文后所附资料二`丫丫)
四、中国产业自有中国特色、中国能量
      中国体量庞大、产品优异的工业制造业，支持了宋元明清持续千年的对外贸易优势。它标志着我国当时科技与经济的超一流发展水平，西方直到十九世纪，靠欧式资本运作和全球金融/资源掠夺，也未能达成宋明时代靠本土劳力与本土资源就已形成的体量庞大、水平高超的规模产业！
      史实一再证明：中国人无需依赖殖民掠夺，不靠什么资本运作，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中国先民当然有丰厚的资金，有强大的市场运营力，何需用欧式资本运作去驱动？何需等上10个世纪之后再引入欧式“国富论”来启蒙，以求符合资本主义规律？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富国之学、资生之术。
      “民以食为天”，食、货才是社会存在的依靠、才是人类生存质量的硬指标，丰衣足食才是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保障，才是人活得有尊严的底线。我国古代经济学家管仲、桑弘羊、沈括、徐光启、宋应星们有个共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金银，寒不能衣,饥不能食”，“金银，衡财者也，非财也。”中国人从来不把金融炒作的巧取豪夺看得比经营实体产业更重要；这跟西式资本主义制导下的“军备强国、金融富国”之路完全是两股道。
      奇怪的是：总有人千方百计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西方经济体的影子，虚夸西方“机械动力”“金融运作”的历史功能，他们总想在自家祖宗身上寻找近代西方人的血脉，真不知这些人怀的是什么心肠！他们根本无视中国工场工业是如何在城际、州际、省际甚至国际、洲际组织超大规模的产供销网络的，只是盯着中国仍在用人工动力，就将其等同于欧洲11-16世纪只收几名徒工微小作坊，通统以“手工作坊”呼之，这该到了何等颟顸蒙昧的地步！当然，我们也应该吸纳机器动力要素来改善生产操作，也应该吸纳资本运作方法来改善我们的资金运转，但必须“以我为主”。 
      他们不知道从自身固有的特色出发去研究、去推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去总结中国固有的产业文化，却老在那儿埋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殊不知，西式“资本主义”完全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没有理由把它放之四海，用以裁量一切；君不见从埃及、波斯、印度、印尼到墨西哥、巴西、阿根庭等等等等,早在数世纪前，本土文化就被置换掉了,全盘西化了，可又有谁早早实现了“西式现代化”了呢?
      可见，中国有中国的社会形态与发展模式，是不能也不应用西式生产方式、经营理念来裁断它的。我们不能走西方列强崛起的“军备强国、金融富国”那种排他性/掠夺性殖民扩张之路;要认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研究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自己的经济学;始终坚持把发展攸关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放在优先地位，永远高举“实业兴邦,富民强国”的旗帜,建构好反映以实体产业为脊梁的中国经济之话语体系。
(2022.11.02)
 
[附注一]
      韶州永通监,在今广东韶关武水之滨。永通监地通粤赣两省,矿工上万,车间八百。劳工依工序分工,分车间作业;监部统筹全监生产、生活、安全管理。产铜除本监用外,兼供江浙赣。详情见北宋名臣余靖撰<韶州新置永通監記>。其文载于<武溪集>，今转载于次。
      古之建国者,义以制事,材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与货,即山鼓铸,三代而然.禹铸历山之金,以御水祸;汤造荘山之币,以拯旱虐;周以金锡之利,分隶虞衡.唐以郴桂之郡,并建炉冶.货之所产,本无定处,兴造之谋,期于便事而已.
      国家平一诸夏,宠绥四海,开宝/兴国之际,收复江闽,因其故区,作为泉布,时移岁积,地产靡常.比年已来,冶民几废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诏翰林学
      士叶公清臣,宋公祁,经度山泽之禁,以资国用.乃佥作奏曰:
      谨校:郡国产铜/和市之数,惟韶为多;而夐处岭阨,由江淮资本钱以酬其直,实为逈远。谓宜即韶置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岁用铜百万斤,可得成币三百万.三分其一以上供;余复市铜,几得二百万;如是则其息无穷矣.
      诏下,其议于广东,于时转运使、直太史传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栾公某,协恭承诏,以经厥始。
      郡有故堞,号为西州;遗趾髙平,宛出郛外.乃相厥土,墨则食焉。
      凡栋宇之制,管库之严,询于故实,断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作,车间)有八;刀错水蓥，离局为二。并列关钥,互有隄防;当其中扄,控以厅事;谁何警察,目无逃形。其铅错之备用,薪炭之兼蓄,别藏异室,布于两序,出纳谨密。前为大闳,冶官列署于闳之南;群工屯营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甓于陶,雇工于巧,凢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为屋八百楹,最材竹铁石陶瓦之用一百四十万.惟材木六千,资于连山;钉口十万,出自真阳.余悉办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诚自有体哉!
      以皇祐冠年龙集、已丑三月甲午,始筑其基而庀其材;八月辛酉,栋宇完,范镕备,物有区,工有居;九月已亥,大合乐以落之。董旧巧,募新习,勉怠励惰,授以程准,日课千缗,不愆于素。
初,郡之铜山,五岁共市七万,前太守潘君,一岁市百万.及栾公继之,乃市三百万.明年又差倍之。岁运羡铜三百万,以赡岭北诸冶。苟非主计者通其神.提纲者扬其职.守土者宣其力.则何以协规创模.成效之速如是哉?
      且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穷则公剽,怒则私斗,轻生抵禁,无所忌惮.缓其覊紲,则鹰挚而陆梁;急其衔勒,则兽骇而蹄啮.故境壤虽狭,而狱犴冦抄,常倍他境。必资威肃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观此图功赋事，精至详简,则民之受赐,其可知矣。初以远方置监,议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敇,赐名“永通”。
      时天子亲享明堂之岁、五月记。
[附注二]

      这里，不妨看看宋-明时西方的情况，拿来做一番比照。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第39页）中升绍了一些情况，很有参照价值——

      14世纪中期之前，欧洲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那里有4个城市人口超过5万，即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1340年布魯日有人口3万5，1412年伊普雷大约有1万人。中世纪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远在这些数字以下。西欧14世纪采矿勉业号称发达，一般矿坑露天，只有3-5尺，矿工数人而已。1357年，英国某锡业家有七个矿井，雇工300人。矿石提升用绞盘与提蓝。14、15世纪在布鲁日、伊普雷、根特诸城有规定：禁止在城市外发展纺织工业，附近小城市的织机均被取消，并派遣纠察人员到乡村中搜查织机。

      15 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城市科隆，也只有4万居民，那儿却有11座大教堂，19座牧区教堂，22个男修道院，76个女修道院。城市人口中不事生产的教会人数比例极高。那里的作坊即商铺，生产兼营销，没有内部分工，一师带一、二帮工与学徒，完成生产全过程。法兰克福于14世纪上半期有173个行业，到下半期有579个行业。行业有行会，1469年汉堡首饰业行会规定：全城手饰匠人不得超过12人。

        这就是西方经济史上的“手工作坊”“行业工会”！它能与宋代的产业及其管理相提并论吗？出人意表的还有更甚者. 《剑桥欧洲经济史》又說到——

     “中世纪时经商的困难不仅在于道路难行，人为的破坏、干扰也许更可怕。例如许多封建主会敲诈客商，在根本不需要桥梁的地方建桥，以征收桥典捐；强迫商人走根本不需要去的路，收入归当地封建主所有。如果不幸货車翻倒，则全车货物都归封建主。最可憎恨的是“船难法”，遇难船只上的货物，都归当地海岸封建主所有，大都通过掠夺商船发财。他们黑夜中在礁石林立的海区设置灯光，诱使商船碰礁，然后扣留货物。如遇抵抗，船上人员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死，投入大海。”

 
     [江山宜人  正文95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