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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中华历史文化芯片(论纲)

时间:2022-10-26 09:57:57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江山宜人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通行证;方块汉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芯片,它集成了丰厚的、不断累进的历代社会文化信息,含蕴着强大的对客观世界的记录和阐释功能、对社会意识/时代精神的塑造功能,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的基础构件,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最佳起点单元。在这里,我们将把这一文化芯片放到中华文明史的浩荡长流中,来观察其秉性,解析其结体,评价其功能,依循其产出之流程探求其持续生存发展之奥秘。
      我们探寻汉字之秘,即从追寻6000年前之甲骨文的构形理据入手,揭示汉字形象生动、表义丰满之奥妙,阐述汉字历经“甲骨形象化,金文方块化,隶书规范化,楷体艺术化,宋字格式化”的一再变形,却能顺畅地持续地传承/拓展其音/义的诀窍。人们知道:甲骨时代,我国先民完成了象形文字之创制使命,发现了象形文字记录社会信息的特异功能;金文时代,我国先民完成了第一次文字构形的重大变革,有了篆字,使文字结体方整化、象形意念化、运笔线条化,从而确立了“方块汉字”的民族品性;而甲骨文-篆字在形体上的一一对应,又确保了汉字的音义传承,这就决定了“中华历史文化芯片”之形音义复合体的基本素质。这是世界上那些纯表音文字所无法达成的境界。
      简牍时代,我国先民制作出全世界最早又最廉宜的“人造文字载体”竹简,让书籍的批量化复制、社会化习读成为可能;让科技文化信息的跨时空存储/传布成为可能;进而培育出一个全新的知识阶层(士),促成民族意识的理性觉醒,从而催发百家优品的纷呈竞出,形成我国第一轮知识大爆炸。中国人的民族灵魂/中国社会的文明面貌就是在这个时代塑造成形的,至今一脉相承,愈出愈新。
      我们探寻汉字产业之秘,就是要把历代汉字制作/汉文建设放到相应的社会生产/文化生态环境中去评价,深入探讨中国文字产业的特有业态与社会效应;同时阐述历代汉字形/音/义研究的学理呈现,从而深刻精准地把握该历史文化芯片的内在构成及其文化功能。
秦人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为适应帝国治理的需要,在全境推进篆字的隶变----秦隶实现了文字的构件标准化、结体简洁化、笔形多样化(有了点横撇捺竖钩的区分)、部首符号化(如”水火心手阜邑”在合体字中的符号式一变形),使文字易于辨识,文字生产力得以急速提升。帝国存在不足20年,却很快就推出了“百科全书式的《吕氏春秋》”(郑振铎语)和“第一部帝国法典--《秦律》”,并实际上开始了国家对出版事业的经营管理,对全民的法律文化教育。就是说,秦人第一次把文字应用、文字产业、文字教育纳入了帝国事业的轨道!历史上,恰恰是这个短命王朝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事业的长效机制。如果没有秦始皇的“书同文”,则汉字将停留在甲骨文/金文阶段而归于死亡;也就不会有高度成熟的、全国通行的民族共同语之传承至今!
      汉承秦制。汉人在抢救先秦文化的前提下,着力发展汉字学术,开辟了汉字形/音/义研究的理论天地;归纳出了汉字结体的六书原则,提出了汉文释读的形训、声训、义训的训诂方式;解决了积字成文、积文成章的章句格式;今/古文学派又提供了“依经立论”、“实事求是”的治学模式;并用“目录学”解决了浩如烟海的图书之有序管理、知识分类检索的难题(就如当今的电子检索不能不用菜单)。汉人更从实践上打开了汉字书写职业化,汉文产品市场化的广阔通道,这又一次提升了汉字生产力,让中华文明照亮了世界东方,“汉字”即由此定名。汉代是“中华历史文化芯片”得到科学的理性解析的时期,汉字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法定通用文字,把“汉字”仅仅说成是“汉族的文字”,是一种肤浅而狭隘的理解。
      魏晋六朝时期,千年简牍退出了出版业,纸质书正式登场,艺术化的楷体字正式登场,这在汉字出版史上有分水岭作用。本期,中华各族人民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首创性,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心态、不同法律体制的背景下,各地各族人民为贯彻“书同文”方略,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汉化”与“胡化”双向互动的突出成就,其汉语声律的发现与应用,其汉语修辞学/文艺学的归纳与应用,都为增进汉文产品的民族风格、民族品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学理贡献与产出业绩;更美/更规范/更书面化的汉文作品,成为各民族追求礼义文明的公用利器,成为各民族共同归心的精神符号,对巩固中华全民族之整体和谐、融合,保证国家政令之全境贯通发挥了肉眼可见的鲜明功效。中华民族经历了数百年大分裂、大动荡甚至叠召大屠杀,但汉字一直存在着,汉文反而提升了,这是举世无双的成就----据说西欧那边曾有个罗马帝国,同样因为“北蛮南侵”而陷入千年黑暗。千年之间竟然连一声“光复旧物”的呼喊都没有,可见所谓“罗马文化”当时对西欧就没有什么辐射力,没有真实的影响力;与汉文的成就简直有天壤之别,无法望其项背。
      隋唐时期,我国书籍在手抄纸本大规模大批量产出的同时,一步迈进雕版印刷时代,别开汉文印刷史的新生面;而汉字之结体,经过汉魏六朝的变迁.出现了复杂局面。到初唐时,经有效梳理,被归纳为正体字、通体字、俗体字三种。国家提倡正体字,规定政府行文、经典用字必须用正体,保证其权威性、严肃性、统一性;允许社会交际用通体字,尊重文人书写的个性化,而能写正体字更好;保留各界各业之基层用的行业性俗体字,允许社会文化建设的多样性。这就使不同字体各归其队,各尽其用,成为最好的活的文化载体;于是这一套“文化芯片”便鼓荡着大唐盛世雄风,焕发出新的光彩,走进了千家万户,六朝的贵族文化被扬弃,唐宋的庶民文化由此兴起。儒/道/法/佛各家的经典著作与各级机关的誓/命/律/诰,故然是国家出版物的主干、大宗,而民间的诗歌、传奇、嘉话,以及各色各样的“地摊文化”“启蒙读物”“大众读物”勃然兴起,让广大不识字/少识字的民众也能受到一定的文化薰染。中国人知礼仪、精稼穑、善谋生、识传统,并不以识字与否为界别,但不能不以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发达为后盾,这便是明证。汉唐人的豪迈、阳光,是汉唐文化塑造的。
      同时,唐文化走出了国门,南亚-中亚-西亚甚至北非(广义的西域)的宗教与学术及歌舞造形艺术也在大力向中原渗透,中外异质文化正态对接迎来了第一个春天。日本、朝鲜留学生/留学僧的批量涌现,西域胡商在中华城乡的盛誉满满,敦煌储存的西域文献,以及优质桑皮纸在南韩的制作成功,《大秦景教流行碑》在中华大地的耸立,都是这种正态交流与渗透的生动见证。史实证明:文化本质上就是让人类共享的,只要某些文化人不假借“文化”作包装去发动人为的冲突,各地各式异质文化,就必然能发挥它的提升文明、消弭冲突的本质功能。君不见中国龙、南亚凤(孔雀的神异化)、波斯雄狮、西亚北非的麒麟(斑马与长颈鹿的神异化)都在联手祝愿人类的幸福吉祥么?它们何尝想过要闹什么丛林法则?
      紧随其后的宋辽金,政权是对峙的,但国家的文字与出版业,国家的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则是互通互补的。此时,我国的实体产业,包括造纸业/出版业/制币业在内,特别是丝织业/矿冶业/制盐制茶业,呈现出一派全新业态----它们都实现了全行业的“产业经营基地化,劳动组合工序化,生产操作机械化,商品产出优品化,境内外营销一条龙”的崭新布局,真可谓“时来花竞发,红紫各争春”。宋代在各产业基地均设有专职行政管理机构,即相当于州县级政府的叫做“监”的单位,负责统筹从业者的生产/生活与税收:这才是全球最本质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只是机械动力问题尚未园满解决而已。西欧各行业则久久无法走出一师带数徒的手工作坊;待到机械动力问题一旦解决,立刻召致“羊吃人/砸机器”的悲剧。相形之下,中国人真该“认识你自己”!
      此时,中国出版物从外形式到内形式,都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大变化,有四大根本性创获:一是雕版印刷业大发展、大普及,以版印代替手抄,使成百上千的书本复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在杭州、福建、四川、江浙等处形成了造纸业、印刷业的大规模高规格产业基地,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产业门类;二是完善了书本印制的全流程的工艺化,使录入、排版、校勘、印刷、出版、流通、收藏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工艺指标可以依循,有典型版本可以效仿,为后世书品留下了难以超越的样本。宋代雕版工艺使今人也为之惊异,迄今“宋版书”依然是版本学者与收藏家的最爱;三是以册页装代替卷轴装、蝴蝶装,由此确立了中国古书的基本形态,促进了版面设计思想的成熟和版本学、目录学的空前完善;四是宋代经书、佛典、道藏大量出版,大型类书、工具书一部一部地编排,知识分子几乎人人出专集、出笔记,私人藏书竟达数万、数十万的规模。由此,宋人推进了书品文化消费的社会化,使文化信息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实现着,促进了文章写作的平民化、通俗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和文明水准。顺便说一下:宋代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还保障了有价证券交子、关子、会子的大批量不间断迅速印制,投向社会,促进了宋代的金融流通,那是举世无双的历史超前成就。在印品中,印钞比印书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具指标意义!
      辽金之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与河东平水(即平阳,今山西临汾)出的北方版本也名动一时。
      元明清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发挥首创性,主动性,接力推进“书同文,行同伦”,在汉字的“正形、正音、正义”上持续接力,下苦功夫。其中,《中原音韵》《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的出版,便是指标性收获。这种努力,为中华民族培植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为中华大家庭之和谐、融洽扎下了深根。要知道,正因为有此根基,近代史的一百年,举全球资本帝国之力,企图用基督文化凌驾于我,置换掉我世代相传的国语、国文、国脉、国魂,到头来他们谁又得计了呢?可见历代“书同文”的积威积势,谁也轻忽不得;汉语汉文的无穷威力,谁也撼动不了。
      明清时期,随着欧凤美雨的浸霪,“汉字落后论”弥漫于知识界,“废除汉字、废除文言”的喧闹一度甚嚣尘上。但有识的中国人用汉字实绩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我们仅以明清接触西文后产生的一部分新词汇为例,就足以证明这样的判断:汉语能够胜任任何科技学术信息的表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一)明末翻译出版的汉文版欧美书籍:
     《测量法义》《表度说》《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乾坤体义》《圆容较义》《天问略》《职外方纪》《(望)远镜说》《寰有诠》《名理探》《主制群征》《寰宇始末》《五纬历指》《性学粗述》《坤舆格致(矿冶全书)》《建筑十书》《数学札记》《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原本》《测量全义》《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神功催吐药》《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远西奇器图说》《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西国记法》《性学觕述》《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它们的出现,无不证明汉语可用于翻译任何外国语的任何科技典籍。
      (二)明末引入了一系列西方学术新概念;
      1607年出的《几何原本》中,厘定了术语“几何”,并创制了“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等新词汇。1613年出版《同文算指》,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新词。《坤舆万国全图》中,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大批地理学术语;《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窥天镜(望远境)”等科技术语。
      1627年出版的《逻辑学》即《名理探》中,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1623年译著《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中,创制了“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
这些译著与新词的出现,是中外知识界的共同成果,是对中国传统知识的结构性/器质性更新。
  1. 创造的汉语新词
      清末出版有《万国公法》(1864年),《佐治刍言》(1885年)、《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等一大批译著;还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续几何原本》《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全体新论》等书籍,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野。
      《万国公法》中有新词“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佐治刍言》中的新词覆盖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至今仍被沿用,如“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代微积拾级》《代数学》等书中,又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
      这一切词头,无不贴合汉语汉文的表达习惯,其中绝大部分新词至今仍在应用,几乎不见任何“外来语”的痕迹;它有力地证明着汉语汉文的强大表达功能.汉语,绝不落后。
      近代,无数中华文化先行者,为了与世界接轨,为了让中华文化对世界有新的更大的贡献,总是以我为主,吸纳西方文明的有益养分,对传统文化做了结构性/器质性刷新;同时抵制了“废汉语/废汉文”的鼓噪。
      共和国成立后,大力推行语言文字改革,将百年新文化工程推向高端,让新知识武装起亿万工农大众,动员起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投入空前壮阔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之中。中文产业,仅以现代书/报/刊的出版发行为例,加上数千年古籍、文物的考辨、整理、复制、再版,无不取得旷古未有的成就。在汉字的数字编码/电脑录入之技术攻关奏凯之后,“汉字落后”的谰言被彻底埋葬,而今汉字的功能越发强大了!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简化汉字不仅不违背汉字结体的“六书”原则,未脱离方块汉字的既定体式,依然是一形一音一义,是当用汉字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携带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厚信息,承载着中国民众文化飞速进步的最新成果,映射着当代中国人奋进不倔的精神风貌,正在为复兴中华文明而褒其美妙之青春。
      顺及:五、六十年代,台海对岸的中国人把汉字的定形/正音/识读普及于全岛,影响及于侨界,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全球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的重要依托,而今更成为反“台独”的精神装备;待到全国统一后,必然会迎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书同文”是数千年中国文字发展的铁律,任何杂音都会被排除。
      七十年之前,大陆民众渴求文化,当年的中心任务就是扫盲、识字,让全民能阅读报纸,能听懂广播。那时的宣传、教育、出版界,皆以“白话”为主导,社会心态上与文言是抵触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国人80%以上是文盲,工作只能从扫盲开始;而今,全社会普遍识字了,社会文化水平有了空前的提升,追求精神文明已成当代的社会风尚,连中小学生都在普遍追求腹有诗书了;广播报刊与新媒体的文章也越来越书面化了,尤其是政府文告,书面成分更是越来越浓烈;境内外各界也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了解悠久而精深的中国文字,了解中华文明了。水涨船高,与时俱进,文化信息界·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各式新媒体正在作出全新的努力,尽力向社会/向世界提供高标准的中华文化产品。当此之际,历史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芯片”所承载的“中华书面共同语”,即中国历代所推行的“书同文”之“文”,越来越受到各族公民的共同认可。国人和国文之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般密切的关联。是故,明确当今汉字与汉字产业之发展方向和路径,进一步解决好汉字电子化、数字化的技术难题,加速提升汉字录入效率,大力刷新汉文产品的多样性与现代美,承载当代,面向未来,走向世界:这应是今人的责任与担当----这是一个老旧却又带前瞻性的文化课题。读者诸君多是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希望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6500字,2022.10.25]
  编辑: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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