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以阳光心态编大书
时间：2022-07-25 10:44:36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江山宜人
江山宜人之储说八.阳光老人孔夫子
我国私人大量地有计划地编书，起自孔子。
孔子一生最擅长的是当教师。他用自己关于诗、书、礼、乐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射(射击)、御(驾驭四马大车)、书(在简牍上刻录/书写)、算(四则运算、天象演算、实地测算、实物计算)的技巧技能来教育他的三千生徒。因此，他不能没有大批的书（教材）。但他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只编述，不创作。
早年,他带一帮生徒，周游列国，栖栖惶惶，难有政治建树；到了晚年，“思垂空文于后世”，便回乡家居，拿起“聿笔”（一种刻刀式硬笔，不是毛笔）来，编注《易》，整理《书》，删削《诗》，编纂《春秋》，演练“礼仪”，把自己的治国理想、人伦学说，修身心得，贯注到这些经典文字中去，借“经”言志,借“经”传道。
原来，商周王室设有“巫”与 “史”两个世传世守的文职职务。“巫”负责事前占卜、筹策，当“智囊团”，并记下议事经过,是为占辞、卜辞、验辞；“史”负责及时记言记事，交待相关人、事、时、地，当“现场记者”兼“监察员”。于是当年巫/史们做的“现场记录”与“及时报导”、便存留下来，也就转化成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传说远古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文献，布在方册，藏于金匮。这“坟-典-丘-索”，说白了，其实就是龟甲的分类存放之几种式样而已。
但年深月久，时事变迁，难免散乱遗失讹窜。孔子便收集这些资料，加以排比编次，精选细挑而成典籍。他文化水平高，思想理论深，熟悉国家礼制与掌故，对巫史们记得“不雅驯”的字句，就加工润饰，“笔则笔，削则削”，很干脆。汉代人说：虞夏商周的史料很多，原存3340篇，被孔子删削改编成了《尚书》与《礼记·职方》等篇了。周代600年间的诗歌，包括民间传唱的、官府采录的、个人创作的，不计其数，被孔子删削得只剩下305首，编成了《诗三百》……其工程量之浩大，可想而知。
孔子的编辑思想是开放、敞亮而阳光的，这很值得探究。
他编《易》，注意力放在社会学上，放在社会伦理上，尤重于讴歌往圣先贤之立德立业、为万民谋福祉的实际功绩，而绝口不言怪力乱神。不涉及掐八字、算运命。你看他写的“十翼.系辞”中，就有一部“远古文化史”、“远古科技史”，记录着远古圣贤之利益万民的种种科技创造与发明，与神灵无关。他本人是殷商后裔，对商文化很推崇;但却恰恰是他,把一本占卜之书的《易》，改造成了哲理之书,书中的“自然哲学”后来成了伏尔泰-莱布尼茨们闹宗教改革的思想武器。
他纂《书》，注意力放在国家治理上，放在君相和谐共治上，放在礼治刑罚的论述上。《书》中几乎无一篇不在论述慎狱恤刑，全书恰恰无一句论述“仁义”。现在通行的《尚书》本子，有一种是58篇本，自汉唐以来，一直是最普及、最权威的本子；另一种是28篇本，那是清代考据派认定的“真本”。就拿58篇本来说吧，全书不到3400个字，其中“道”字出现150次以上，“德”字100次以上，“罪”字出现50次，“刑”字50次，“典”字36次，“狱”字18次，“礼”字17次。仅“狱” 字就组成了慎狱、折狱、听狱、察狱、典狱、庶狱、狱成、狱货等一系列专业术语。这类概念出现的频率之高，足见作者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和论述的绵密。依此看来，把“孔孟之道”概括为“仁义”的说法，认为孔子只讲“礼”而不重“刑”，至少是不合乎《尚书》的实际的。
他编写的《春秋》，字面上是以“鲁史”面貌示人的，却贯之以“王室一统”的思想红线，为中国人之“大一统的历史观”打下了结实的根基。孔子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求实态度去删订《鲁春秋》的，只是客观地记述史实而不搞主观“创作”；但在其详略、取舍、贬褒之间，则不能不承载其本人的思想理论，特別是自家的政治主张、伦理判断。是故，孔子删《春秋》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待到定本之后，便成了孔门的重要教材，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他讲《礼》，全面论列礼义、礼制、礼法、礼乐、礼仪、礼节、礼貌、礼教，传授“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天下观，而不是拘拘于揖让进退的肢体表演。
他删《诗》，尽管他本人酷爱节奏舒缓平和的雅乐，听一次能“三月不知肉味”。他主张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义”，只求调节心灵，不求声色冲击。但恰恰就是他，且百家中只有他才保留了大量的周代民歌、情歌，包括他本人并不喜欢的“郑卫之音”（否则后世谁也无法见到这些精品了），且把民歌、情歌放在突出显著的位置上，要求青少年能配乐配舞去赋颂，他要求儿子学会演奏《周南》《召南》，反对“正墙面而立”，当书呆子、木头人……这是一位阳光老人对小青年之情商、智商的最切实的教育。
孔子当教师，不光是用诗、书、礼、乐的文化知识来教学生，还用实用技能技巧来培育他的生徒，真正是“传道”而又“授业”！这样的教师，中外古今历史上，一人而已。孔子身上，有充沛的生命活力，其思想的敞亮与阳光，于此可见。[2022.07.24]
我国私人大量地有计划地编书，起自孔子。
孔子一生最擅长的是当教师。他用自己关于诗、书、礼、乐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射(射击)、御(驾驭四马大车)、书(在简牍上刻录/书写)、算(四则运算、天象演算、实地测算、实物计算)的技巧技能来教育他的三千生徒。因此，他不能没有大批的书（教材）。但他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只编述，不创作。
早年,他带一帮生徒，周游列国，栖栖惶惶，难有政治建树；到了晚年，“思垂空文于后世”，便回乡家居，拿起“聿笔”（一种刻刀式硬笔，不是毛笔）来，编注《易》，整理《书》，删削《诗》，编纂《春秋》，演练“礼仪”，把自己的治国理想、人伦学说，修身心得，贯注到这些经典文字中去，借“经”言志,借“经”传道。
原来，商周王室设有“巫”与 “史”两个世传世守的文职职务。“巫”负责事前占卜、筹策，当“智囊团”，并记下议事经过,是为占辞、卜辞、验辞；“史”负责及时记言记事，交待相关人、事、时、地，当“现场记者”兼“监察员”。于是当年巫/史们做的“现场记录”与“及时报导”、便存留下来，也就转化成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传说远古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文献，布在方册，藏于金匮。这“坟-典-丘-索”，说白了，其实就是龟甲的分类存放之几种式样而已。
但年深月久，时事变迁，难免散乱遗失讹窜。孔子便收集这些资料，加以排比编次，精选细挑而成典籍。他文化水平高，思想理论深，熟悉国家礼制与掌故，对巫史们记得“不雅驯”的字句，就加工润饰，“笔则笔，削则削”，很干脆。汉代人说：虞夏商周的史料很多，原存3340篇，被孔子删削改编成了《尚书》与《礼记·职方》等篇了。周代600年间的诗歌，包括民间传唱的、官府采录的、个人创作的，不计其数，被孔子删削得只剩下305首，编成了《诗三百》……其工程量之浩大，可想而知。
孔子的编辑思想是开放、敞亮而阳光的，这很值得探究。
他编《易》，注意力放在社会学上，放在社会伦理上，尤重于讴歌往圣先贤之立德立业、为万民谋福祉的实际功绩，而绝口不言怪力乱神。不涉及掐八字、算运命。你看他写的“十翼.系辞”中，就有一部“远古文化史”、“远古科技史”，记录着远古圣贤之利益万民的种种科技创造与发明，与神灵无关。他本人是殷商后裔，对商文化很推崇;但却恰恰是他,把一本占卜之书的《易》，改造成了哲理之书,书中的“自然哲学”后来成了伏尔泰-莱布尼茨们闹宗教改革的思想武器。
他纂《书》，注意力放在国家治理上，放在君相和谐共治上，放在礼治刑罚的论述上。《书》中几乎无一篇不在论述慎狱恤刑，全书恰恰无一句论述“仁义”。现在通行的《尚书》本子，有一种是58篇本，自汉唐以来，一直是最普及、最权威的本子；另一种是28篇本，那是清代考据派认定的“真本”。就拿58篇本来说吧，全书不到3400个字，其中“道”字出现150次以上，“德”字100次以上，“罪”字出现50次，“刑”字50次，“典”字36次，“狱”字18次，“礼”字17次。仅“狱” 字就组成了慎狱、折狱、听狱、察狱、典狱、庶狱、狱成、狱货等一系列专业术语。这类概念出现的频率之高，足见作者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和论述的绵密。依此看来，把“孔孟之道”概括为“仁义”的说法，认为孔子只讲“礼”而不重“刑”，至少是不合乎《尚书》的实际的。
他编写的《春秋》，字面上是以“鲁史”面貌示人的，却贯之以“王室一统”的思想红线，为中国人之“大一统的历史观”打下了结实的根基。孔子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求实态度去删订《鲁春秋》的，只是客观地记述史实而不搞主观“创作”；但在其详略、取舍、贬褒之间，则不能不承载其本人的思想理论，特別是自家的政治主张、伦理判断。是故，孔子删《春秋》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待到定本之后，便成了孔门的重要教材，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他讲《礼》，全面论列礼义、礼制、礼法、礼乐、礼仪、礼节、礼貌、礼教，传授“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天下观，而不是拘拘于揖让进退的肢体表演。
他删《诗》，尽管他本人酷爱节奏舒缓平和的雅乐，听一次能“三月不知肉味”。他主张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义”，只求调节心灵，不求声色冲击。但恰恰就是他，且百家中只有他才保留了大量的周代民歌、情歌，包括他本人并不喜欢的“郑卫之音”（否则后世谁也无法见到这些精品了），且把民歌、情歌放在突出显著的位置上，要求青少年能配乐配舞去赋颂，他要求儿子学会演奏《周南》《召南》，反对“正墙面而立”，当书呆子、木头人……这是一位阳光老人对小青年之情商、智商的最切实的教育。
孔子当教师，不光是用诗、书、礼、乐的文化知识来教学生，还用实用技能技巧来培育他的生徒，真正是“传道”而又“授业”！这样的教师，中外古今历史上，一人而已。孔子身上，有充沛的生命活力，其思想的敞亮与阳光，于此可见。[2022.0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