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眠水下的《大刀进行曲》诞生地,曾是长城抗战主战场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现场。
本报记者高博摄
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长城阻击日军。这里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据此诞生
上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其风光俊美,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
长城是世界上体量、规模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每一段长城,都有历史赋予的特有气质。提到喜峰口长城,人们会想到一个词——悲壮。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长城阻击日军,这里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据此诞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记者近日在喜峰口长城沿线采访了解到,见证历史沧桑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作为唯一写在国歌里的文物,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然而,两千余年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使得古长城生存状况堪忧,喜峰口西潘家口段同样如此。该段长城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和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墙为砖石结构。
上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风光俊美,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
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表示,就这段长城而言,其实不是修缮已经完全淹入水下的部分,而是修缮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或者说是枯水季能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但因处于水库旁,施工材料通过陆路、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修缮难度极大。
在文保专家们看来,这段长城的修缮引入了社会基金参与,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未来可供全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长城抗战主战场 凝聚全民族力量
在迁西县滦阳镇石梯子村潘家口水库北岸,有一处缅怀英烈的精神圣地,它是喜峰雄关大刀园。“这里是埋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烈士尸骨的地方。”喜峰雄关大刀园景区负责人张国华说。
大刀园内有一把巨型战刀让人印象深刻,被誉为“天下第一刀”。该刀采用废旧钢材扩展制成,刀长29米、重19.33吨,寓意为二十九军将士在1933年血战喜峰口。整个大刀造型厚重、雄浑,以具象手法表现了抗日壮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今年65岁的张国华,蓄一脸大胡子,人称“张大胡子”。他出生在迁西长城脚下的宋庄子村,该村离喜峰口关只有几公里。张国华曾从事铁矿业,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的2005年,他毅然卖掉铁矿,成立了喜峰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喜峰雄关大刀园。
对张国华来说,这是一个偶然中又有必然的决定。1942年,他的爷爷在热河被日军枪杀,之后参加抗战的父亲也被日军抓捕。“每逢回想起国仇家恨,奶奶都是泪流满面,这对我成长影响很大。”张国华说,上学后,每年清明节,他和同学都跟随老师到二十九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祭拜。
时光倒回到2002年清明节前。那天,张国华在去矿山途中,遇到一批游客向他打听去喜峰口的路。交谈中得知,这是一群二十九军将士的后裔,他们要到喜峰口祭奠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亲人。
于是,张国华热情带领这批游客来到荒凉的山脚下。“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地让后人寄托哀思,那时我就想,要是有一个专供祭奠的场所就好了,所以我决定在喜峰口建立抗战遗址公园。”张国华说。
在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看来,喜峰口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血性。1933年,这一带曾发生一场长城血战,五百壮士仅23人生还。这也是长城作为古老的防御工事,在历史上最后一次发挥它本来的作用。后来者惊叹于它雄浑奇伟的景致,往往忽略了其在战火硝烟中的末次“亮相”,时间短暂而悲色浓烈。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省(1956年撤销,并入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古。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古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日军在伪满的统治。
3月4日,日军攻占了热河省城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歼灭日军五六千人,并夺回喜峰口阵地。
“中国军队在喜峰口抗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是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刀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场战役也催生了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马振说。
除了喜峰口,长城古北口、冷口等重要关隘也爆发激战。在近三个月的战斗里,中方总伤亡四万余人,以巨大的牺牲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也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长城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浴血奋战,凝聚起全民族力量。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在秦皇岛山海关长城脚下长大。他说,历经多个朝代、见证无数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正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
“面对日本的猛烈进攻,喜峰口的将士们冒着弹雨,挥刀上阵。”董耀会说,“长城沿线的百姓不少是明代戍守官兵的后裔,长城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沿线多个村庄的村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帮助二十九军。这正是中华民族气节的最好体现。”
八路军在长城内外,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故事。全面抗战爆发后,长城一线成为八路军的主战场之一。
在冀东一带,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队长”“包司令”。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人,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丧胆、威震关内外的主人公包真的原型。“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秋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力著称,威震冀东。据载:日伪军惧怕他,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的抗日名将,也牺牲在长城下。1942年,包森率部开往长城以北去打伪满洲军时,在遵化野虎山同敌人相遇,他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
包森的侄孙赵珂曾专程从陕西前往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和遵化野虎山追思缅怀。“当去冀东祭拜三爷爷时,看到当地百姓对他的敬仰,令人十分动容。”赵珂说,“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转战长城内外,点燃抗战烽烟,痛击日寇伪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历史上来看,自古北口至冷口一线燕山山脉,是中原与东北和蒙古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发源于冀北山地的滦河,是河北省最大的河流之一,它穿山越岭,纵贯河北东部。喜峰口就雄踞在滦河河谷与长城相交之地,喜峰口左右皆高山对拱,地势险要,而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之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
马振说,这条路径向来是从华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古时这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
潘家口古称卢龙塞,东距喜峰口十二里。“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从汉、晋、南北朝到隋、唐、辽、金、元等朝代,潘家口一直为军事要道。元以后,由于喜峰口修了官道连通关内外,此后潘家口交通断绝,均走喜峰口。有史以来,潘喜两关战事总是关联在一起,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比起以往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是最为庞大的。明长城分为九镇,其中喜峰口至潘家口段长城归蓟镇管辖。所有明长城中,蓟镇长城是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直接担负着拱卫京师的任务。
蓟镇长城大规模修筑由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完成。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在消灭东南沿海一带倭寇侵扰后,调戚继光北上防御鞑靼。“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明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曾在青山关、喜峰口、董家口一带三战蒙古鞑靼朵颜部,使首领董狐狸诚服而降。戚继光主持蓟镇长城防务14年时间,也是明朝长城沿线国防形势最为稳定的时期。
戚继光对长城防线进行改造,长城上增修空心敌楼,敌楼之间互为掎角,相互救应,都配备有火炮,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具有很强的作战防御功能。他还从浙江调来训练有素的将士数千人,安排在长城守军中,靠着严苛的军纪律法,戚继光练就了一支强兵。
现如今,每年有几十万游客来到喜峰口长城,看着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听着抗战先烈的故事。为办好这个景区,张国华已耗尽半生心血,先后筹措1.2亿元资金。“如长城般刚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远屹立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今天的喜峰口没有了战争的硝烟,烈士的名字却永远熔铸在巍巍长城之上。”张国华说。
“水下长城”成网红打卡地 年久失修存垮塌风险
唐山摄影师戚辉从1998年开始拍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22年拍摄的经历告诉戚辉,这里一年四季摄影创作各有特色。
“2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听岸边渔民讲述长城抗战喜峰口大捷的惨烈悲壮,从那时起这段长城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难得一见的长城水景更是摄影创作的绝佳场地。”戚辉告诉记者。
1975年至1981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镶入一潭碧波,从而形成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戚辉介绍,由于水库位于燕山山脉沉降地带沙东南构造带与华夏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地质构造复杂,四周的石灰岩、白云岩及少部分页岩岩体,由于流水侵蚀与褶皱断裂作用,塑造出一系列绚丽多姿的奇峰怪石与陡崖悬壁,是北国极为罕见的山水风光。
从空中俯瞰,长城顺着逶迤的燕山山脉一直伸向水岸边,犹如巨龙一头扎进水里。一座水库的出现,不经意间营造了绝美的“长城水乡”。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70平方公里,其中约50平方公里位于宽城县境内。潘家口水库淹没宽城县四个乡镇、17个行政村,共有移民23000多人,其中留在库区的后靠移民有万余人。
宽城县桲罗台镇白台子村李健民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大家总结当年这一带百姓的付出,都以移民精神来概括。”李健民说,他们村前后经历了四次外迁,从2700多口人到现在只剩下83户、283口人。
“以前我们这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修建水库后,全村只剩了六亩山坡地。失去了耕地,大家只能打点工、卖点栗子或者在水库里打点鱼卖,生活真是很苦,买大米都是一次只能买几斤。”李健民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田地被淹没了,为求生存,没了地的农民们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2001年,李健民加入了养鱼行列。他说,养鱼的年纯收入都在20多万元。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库区百姓加入网箱养鱼行列,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水库却不堪重负,水质急剧恶化。此外,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来“水下长城”探险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游客的增多给长城保护带来了不少麻烦。
80后长城保护员梁庆立,是迁西县榆木岭村村民,自初中毕业后开始守护家乡的长城,至今已有18年。梁庆立说,提到长城,很多人都只知道八达岭、山海关等,但其实绝大部分的长城都分散在我们家这样的偏远山区,如榆木岭长城、喜峰口长城等。
在梁庆立看来,近年来,到野长城旅游探险的游客越来越多,但这些年催生的野长城热实际上已经超过不少长城的承载能力,目前部分地区野长城的破坏比已开发的长城景区要严重得多。
“游客频繁的踩踏难免会造成一些长城砖石的松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想让媒体宣传这些野长城,这样可能知道的人就会少,来爬的人也会少。”梁庆立说,野长城破坏少的,都是山坡比较陡峭,游客难以攀爬的地段。
长城的保护状况确实不容乐观。董耀会表示,以距今最近的明长城为例,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513.5公里,只有8%;已消失的(指地面遗迹不存)1961.6公里,占到31%。
董耀会指出,除去地震、风雨侵蚀等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仍是长城生存的一大威胁。早年间一些公路、铁路等建设工程穿越长城,拆长城砖盖房子、搭猪圈,少数违法分子偷盗、贩卖长城文字砖,还有时下流行的攀爬野长城。加之长城现多位于远离中心城镇的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之间,施工困难,增加了保护难度。
为更好保护长城,2007年11月,迁西县通过村委会、乡镇政府推荐,从长城沿线各村选聘了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的长城保护员30名,要求每位长城保护员每周巡查各自负责的长城段两至三次,报告文物管理所巡查情况。
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破坏长城事件,长城保护员要立即制止并及时上报。同时为了保护境内长城完整性,迁西文保所依据隐患排查结果对境内长城段落进行日常性维护、抢险加固,实施了现状整修工程和安全防范工程。
迁西县文保所所长杨天华表示,通过环境整治、抢险性修缮,部分长城段的安全隐患得到消减。但由于几百年的自然侵蚀,大部分长城段仍具隐患,难抵风雨,抢险修缮任务依然艰巨。
记者在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看到,目前城墙和敌台残存,内外侧砖墙局部坍塌和缺失,毛石墙芯局部坍塌,地面砖残损缺失并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如不及时进行抢险加固,很可能坍塌,游客攀爬时也面临一定风险。”杨天华说。
一砖一石皆不易 修旧如旧将重绽风采
这是技工夏国全第二次修长城,上一次修长城还是十多年前修金山岭长城。对夏国全来说,这次修“水下长城”难度更大。
项目因处于潘家口水库,施工材料通过陆路、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即材料陆运至潘家口水库码头后,通过船运到达长城脚下的水库岸边,再分别通过滑道或人工“肩挑背扛”最后运至施工现场。
现场施工负责人杜胜军说:“这段长城维修难点是运输,今年水位下降比较厉害,增加了运输难度。”
“长城上所有施工材料全靠人背肩扛的负重方式运送上山。最重的条石有七八百斤重,得五六个人一起搬。负重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得一起使劲,时间长了特别有默契。”夏国全告诉记者,虽然每天很辛苦,但也不觉得累,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修缮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很自豪。
在戚辉看来,这段长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长城。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和战争洗礼,虽然残缺、沧桑,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是这段长城最好的本色,这种残缺是对后人最好的诉说,所以他希望长城修缮时能保持本底。
2016年辽宁最美野长城被修成水泥路事件,引发公众对长城修复工作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到底什么是长城原样?有人认为长城最初建造时的式样是原状,有的人认为今天的保存状况是原状。维修长城时常用的一句话叫“修旧如旧”,这个“旧”指什么?是指长城修建之初的旧,还是指长城保存现状的旧?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秉持最小干预原则,以妥善保护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展现长城厚重的文化内涵。董耀会说,这一原则也是对长城“过度修复”行为的纠正。所谓最小干预原则,通俗讲就是修缮只是排除长城墙体的倒塌隐患,是抢救性的,对那些有倒塌危险的地方进行抢险加固。
在资金方面,这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扩大了资金来源,引入社会基金参与。“长城资源点多、面长、线广,保护任务艰巨。”董耀会说,传统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的方式,无论从资金还是人力来说,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2016年9月开始,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募项目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通过线上募集与线下筹款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对箭扣和喜峰口的两段长城本体进行修缮。
“文物保护领域采用‘互联网+公益’方式进行公募,具有重要意义。”董耀会说,万里长城的保护工作,仅靠文物部门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提高全社会的长城保护意识才行。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构建起保护长城的这道“长城”,才能让长城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在我国是有传统的。30多年前,中华大地响起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长城与热爱中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掀起保护长城、宣传长城的文化热潮,开创了长城保护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局面。
据董耀会介绍,目前,我国长城保护员已超过3000人,相关省区市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在日常巡查方面,是一支不容忽视、难以替代的力量,为长城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项目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点修缮计划,包括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墙体1005米和四个敌台。其中,2018年一期工程已完成长城主体包含4号敌台及两侧边墙132米的修缮。本期项目范围为1号、2号、3号敌台和873米墙体,计划年底竣工。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次立新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有33年。他告诉记者,本次修缮一方面以考古成果为依据,真实完整地保护长城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和被赋予的遗存和信息,尤其“长城抗战”的遗迹,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现有历史风貌;同时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目的,按照“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则,尽量利用旧材料,修复部分坍塌或缺失墙体,保证城墙的结构安全和长城的整体完整性。
“修这段长城用的青砖都按古法烧制,尺寸与明代城砖保持一致,青砖用量4万块左右。”次立新说,这段长城为明万历—崇祯年间包砌,其砌筑和青砖规格具有明晚期特点,比现代用砖明显要大,青砖制作烧制基本以人工为主,除和泥借助机械外,制坯和烧制全部人工进行,以保留青砖自然外观。
修缮前部分墙体因为坍塌被掩埋,需要先对坍塌的墙体进行清理,找出原墙址,为墙体修缮提供依据。清理墙址的同时,还有很多坍塌在原址的条石、砖、毛石等材料也会一同清理出来,施工方会进行分类码放,以便重新利用。清理完成后,还会对露出的原墙址进行测量绘图,留存资料。
“为了与原有石条有所区别,我们在一些新补条石青砖上刻了年代标识,在补配过程中,刻有标识的一面会砌筑在内侧。”杜胜军说。
在董耀会看来,各界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制定长城修缮设计与施工的标准。“箭扣和喜峰口西潘家口这两段长城的修缮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未来可供全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文物需要保护,同时还需要传承和利用。“不少长城沿线地区比较偏僻,经济欠发达,长城保护、传承和利用,要在做好保护的同时,与长城沿线百姓脱贫、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相结合。”董耀会说。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
拥有长城资源的全国多个省区,目前已在积极融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河北省作为长城资源大省,承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任务。依托长城内外的遗址遗迹、关隘城堡、传统村落、山水风光等资源,重点打造金山岭、山海关、老龙头、喜峰口、白羊峪、大境门等长城核心景观。
“长城文化资源不能光盯着建筑,要关注生活在长城空间和时间中的一代代的人。情感交流是长城旅游者最大需求,要让游人带着情感满足的快乐离开长城。”董耀会说。
如今,“水下长城”正迎来重生。除了修缮工程在如火如荼进行,近年来,政府大力治水,已将潘家口网箱全部清理。2016年11月起,为彻底消除潘家口水库网箱养鱼造成的水体污染,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承德、唐山两市开始集中清理水库网箱养鱼。
那一年李健民忍痛割爱带头拆除网箱。“30多年前是移民精神,现在是拆网精神。”李健民说,“清除一个个网箱时,心里真是很难受。毕竟靠着它养鱼十几年,一下子就没有了。直到现在,有时我还会开车走三里路,然后再开船走四里路到自己曾经养鱼的水面看看。”
在李健民这样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库区老居民心中,水库下方埋藏着家族的精神图腾,他们居住了数百年的家园永远就沉睡在那里。从“放下锄头拿起网”到“拆箱卖鱼”,李健民正在和当地政府一起努力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未来应该还在这山山水水上。政府正在结合‘水下长城’探索发展旅游生态产业,在保护水质的前提下引导渔民就业。”李健民说。(记者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