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珏《一厘米国境线》：写作有如修行
整整花去两三年时间，我才验证了一个大家都懂的文学常识：小说是从新闻止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
一、心中的记忆
童年时代的村里，除了我爷爷之外，还有两个特能讲故事的老人。年纪稍大的叫阿云太公，个高，满头白发，常拄着长满树瘤的茶油树根做的拐杖，在村前寨尾漫步;年纪稍轻的叫木头大爷，消瘦，喜欢钓鱼，在家里不喜欢坐凳子，我常见他躲在乌黑的火塘一角吃饭，屁股压在地板，膝盖顶到耳根，不知道是蹲是坐。他们两人没上过学，连箩筐大的字都不认得。可当他们弓着虾腰来到村口寨门一坐，便能吸引一群家里没有电视机可看的小屁孩前来倾听。在故事和小屁孩之间，交换的条件是捶背这种玩意儿。
老人家说，想要听故事得先给我捶捶背，孩子们就自告奋勇给老人捶背。每个孩子捶背的速度、力度和时间长度都不一样，老人讲故事的精彩程度自然就不一样。一个人捶累了，另外一个人轮着上，至于谁先谁后，是依靠石头剪子布来决定的。这种劳动和享受的游戏规则，我们从小便深谙其中道理。劳动时虽然碰到瘦而硬的骨头，但是享受时却忘记了手上的疼痛。
寨门背靠村巷中轴线的排水沟，排水沟岸边长满卵石和青苔，老人坐在青苔上方的木条凳子。孩子站在老人的身后捶背，身体随时会因为后倾而翻下水沟，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胆怯。因此日长天久，那片危险的青苔就被踩出了深深的脚印，露出一颗颗鸡蛋似的白卵石，而我们也收获了许多历史英雄故事和幽默与勇气的滋润。
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大多有过人的本领，不是过人的体力和脑力，就是过人的运气和事迹，例如柳宗元笔下从强盗手中脱身的区寄，魏禧笔下的大铁椎，如莲居士笔下的薛仁贵，褚人获笔下的程咬金，还有岳飞岳云父子、杨家将等，自然还包括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他们的名字就像清晨嘹亮的鸡鸣，驱动着我们这些子孙后辈起床、上学、锻炼身体，矢志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为自己树立尊严，为朋友仗义，或者为祖宗争口气。
后来两位老人先后去世，村里的寨门也一次次被狂风吹翻，我们这群野孩子陆续长大成人投入滚滚红尘，捶背听古，成了一代人的传说。此后出生的更多村里娃，爱上了塑料玩具，爱上了奥特曼和变形金刚，他们迭代升级，拥抱着文化产业塑造的超级英雄入眠，让村中寨门那片人迹罕至的苔藓重新覆盖鹅卵石。时间治愈了历史，同时掩盖了故事。我相信这些更小字辈的孩子们自有其另起一行的福分和遭遇。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有限的环境中，我却没有机会接触到鲜活奇异的大英雄，反倒体察了生活中细微而隐秘的战争。这是父辈和他们自己的斗争，贫困和致富的斗争;我辈和同龄人之间的斗争，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事实和叙述的斗争，话语和行为的斗争。简单来说，我没有遇见童年心目中的英雄，所见只是一个个夜以继日与平庸作斗争的普通人。例如小说《一厘米国境线》里的人物凌志勇的生活原型凌尚前，一介匹夫，一个坚持数十年恪守职责的西南汉子。
二、现实的故事
2017年盛夏某日，广西军区政治局的冯干事约我和广西音像出版社的钟主任、摄影师小施等五个人，同行前往中越边境采集微电影故事素材。一路上，太阳十分辣眼。
我们早上出发，中午抵达百色军分区午餐，稍作休整，下午两点继续驱车西行。车是小施开的，他曾在新疆广电系统走南闯北多年，自信满满。可是前面的路越来越小，几个小时过去，居然还没有靠近边境的意思。为争取时间，小施决定不走惯常的公路，改抄乡村小道取捷径。谁知越往山里去，手机信号越差，以致卫星导航屡屡出错，带我们绕了不少弯路，误入一片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山间峡谷。当时大家心里很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是汽车抛锚就麻烦了。
然而我却在私下里偷喜，因为沿途所见，完全刷新了我对广西地情的认知，一种进入陌生领域的敏感让我心情肃然。
终于在太阳下山时刻，赶到边境地带的一条山脉前，冯干事给我介绍了附近的情况。只见有一条白线通往天池山。山上的哨所看起来近在迟尺，我们绕道靠近却费了好长时间。万山丛中，霞光之下，国旗露出一抹红色。但我们没有直接上哨，而是从哨所下方的山口岔道继续向南。
大约一个小时后，惊魂未定的汽车抵达边境口岸所在的平孟镇。镇人武部的同志已为我们准备好接风晚餐。简陋的环境，热情淳朴的兄弟。饭后，安排我们入住小镇唯二唯三的旅馆。大家走在街上，天气骤凉。这是一处狭长峡谷的尽头，热带季风气流从南方吹来，到了晚上已没了那股暴躁的脾气。我看到这条街，亮着微弱的路灯，行人寥寥，空荡荡的直通国外。
次日一大早，县人武部政工科的谢科长前来带领我们去街上吃早餐。他是我在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师兄，也是昨晚才从那坡县城赶到的口岸。我们过早的地方是一家临街简易米粉店，里面只卖越南风味卷筒粉，没什么花样吃头，但排队的人挺多。
待吃完米粉起身出街，忽然就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原来我们赶上了圩日子。许多边民从乡下赶来做买卖，狭窄的街道上摆了土特产，蔬菜瓜果、竹子藤编、铁器家禽，不一而足。这时我十分留意周边环境和人们的面孔。小镇的建筑形态整体上跟内地没多大差别，显著不同的是本地人的神情都很沉默，很镇定，似乎与世无争，一看就能分辨。例如有一个裹着头巾的乡下老太婆，安静地蹲在地上只为了摆卖两把紫苏、一小筐焦黄的牛角蕉，商业上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她那里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反的是操外地口音的客商，大卡车面包车轰轰烈烈按喇叭开进来，把前往口岸大楼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我们穿过人群车流，跟谢科长的车一起离开小镇原路返回上山。路上才发现昨晚我们有多么惊险，从哨所岔道一路下来，盘山路足足有十几公里，沿着山脉斜坡兜兜转转。小施说昨晚下山一直在踩刹车，现在爬山却一直不敢松油门。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山顶，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军事哨所，认识了传说中的民兵哨长凌尚前。他和哨员们一样话不多，已经整装待发，按照程序，稍作准备，就带领我们沿巡边路去附近的几块界碑巡逻。先是开车，接着步行，然后披荆斩棘，最后擦拭界碑，添红油漆。
在一个山顶风口处，老凌指着百米开外的一座山头告诉我，那就是当年打仗放炮的高地。因为那处阵地，才有眼前这块界碑。他又指了指身后的东南方向，是万丈峡谷，谷底是细细的河床和指甲片大小的稻田，口岸小镇隐没在峡谷尽头的云烟。峡谷对面，是高大的、光秃秃的山。并不是说山上面寸草不生，而是石山表面覆盖了一层层茅草，颜色单调，看起来非常荒凉，几乎长不出显眼的树木。远远的看去，那些山就像骆驼的驼峰，或者是刚刚蒸熟的大馒头。昨天我们路上远远看到的夕阳，就是从山那边掉下去的。
边境巡逻结束，回到哨所，老凌召集几个哨员开始接受我的采访。我发现哨所有一条黄狗很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谈话断断续续，大家回答问题很克制。我想他们也许不是嘴巴笨拙，而应该是不愿诉说，所以我把重点放在观察环境细节上，因为人的故事或许就写在环境里面。
哨所条件艰苦是不言而喻的。镶在石头缝里的水柜长满青苔，哨员们开垦的菜地因为干旱而泥土发白。营房旁边的活动室内放一台架球桌，绿色绒布和边边角角已经严重破损，起很多白点。唯一的两根球杆，也是惨不堪用，哨员们不得不用透明胶将枪杆和枪头包起来。偶尔打一盘球，就是他们的日常娱乐。他们跟我说，年轻人来这里工作很难坚持。活动室有一排展示柜，三面墙宣传栏，放置哨所历年荣获的战斗荣誉。透过一面大窗，可以看到远处山脚下的村庄像一片树叶，那是哨员们日夜守卫和思念的地方。
一个多月后，我根据老凌的真实事迹写出了几份微电影故事梗概和一个剧本样稿。随后没我什么事，也就没去关注，导演更加不认识。三个月后片子拍出来。我看了，发现它并没有完全释放那个题材应有的能量。但木已成舟，大家的生活似乎翻了一页。
直至2018年三月，我有幸被广西作协推荐到鲁院学习，四个月，可不能白白浪费，于是想起去年到边境哨所的经历，觉得该题材大有进一步挖掘完善的可能，就开始着手重新构思一个故事。
三、思想的准备
那是一场距离我们最近的战争，有许多人似乎已经淡忘，尤其是00后出生的年轻人。
然而文字可以让历史复活。记得几年前，我在读广西龙州籍作家严风华的自传《总角流年》，在里面看到了一丁点战争的身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部队开进边界，路过龙州城内严家门口，在他少年的心灵上划了一道痕，他因此记住了年轻战士脸上淳朴的表情。那张表情后来通过文字的传递，印在了我心里，与我之前看过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形成互文关系，更与我平时接触的、隐没在人海中的一些缺胳膊短腿的老兵产生了联系。战后老兵们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不为人知的角落，如果他们不是时不时戴上五角星军帽，没人知道他们曾经为民族流过血。
我因此想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及其对普通人的影响。在历史上，广西因为地处祖国南疆，经常受到战争的光顾，一方面是中原统治者征服的对象，一方面又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可说是进退维谷，那么，这里的老百姓形成了怎样的性格?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
小时候，我们对国家概念的认知都是从课本上背来的，比较抽象和空洞。如果说十多年前我和一群大学同学去到友谊关踩上国境线合影只是一个象征行为，那么多年后的边境之行才是真正的家国体验。版图的形状，由一只只脚板走出来的线路构成，有时脚板上的踝关节和膝盖还患了风湿。风湿病背后还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假如那个家庭走了、离开了边境，那么界碑就形同虚设。
其实土地是没有边界的，边界存在我们的精神和意识形态里，文化或历史告诉我们哪一根线不能逾越，需要守卫。划清界限，事关我们的责任和尊严，而这种尊严和责任的获得需要付出某一部分人的全部生活与命运。就像我们小时候睡在摇篮里，父母的守护着不可或缺。还有《权力的游戏》里的那些守夜人，不能娶妻生子获得封地，他们既是自我的放逐，又有自己的追求和使命，他们将放逐变为使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爱和忠诚，忠诚于自己内心流动的血液，爱而克制灵魂里的火焰。因此我想构筑和呈现一部具有西南部地域气质的作品，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边疆的生活，了解那些深沉的爱，看见那些已经罕见的忠诚。
但写作不是挖土方，用力猛踩铁铲一个上午即可将泥巴装满拖拉机。写作于我而言，更像是一个不断攻克自身局限的过程，一个修行的过程。
四、孤独的战斗
首先是技术上的考虑。十多年前我已尝试创作诗歌、散文和中短篇小说，写有一点习作，后来有幸当了文学期刊编辑，可仍然感觉对小说艺术的认识太浅，生怕误人误己。教课书上讲有很多真理，可我们一旦操作起来马上显得笨拙而面目可憎。后来我才知道，严肃地搞创作一定要有训练，要有一定的训练。比如体操运动员，若没有经过刻苦训练，是无法完美地完成一整套高难度动作的。包括我们村里的很多汉子，论力气本可以扛起几包水泥，但是你叫他去参加奥运会举重比赛，举起来估计有点难，即使举起来了，再放下来可能会闪腰。
其次是克服畏惧心理，争取完成质变前的量变。不能使用蛮力去写，一定要讲究语言和叙事的技术，对于名家这是常识，但这确实是我最真切的感悟。所以就一直希望寻找机会来一次较大规模的工作检验自己，通过体量稍大的劳动，逼迫自己完成某些专业课题，矫正一些必须的动作要领，迈上新的台阶。就像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剪掉裤子，装上沙子，绑在小腿上整天学青蛙蹦蹦跳跳，以为届时卸下沙袋，可以获得飞檐走壁的绝世轻功。
有了上述感悟，加之2013年广西作协搞文学桂军1+2培养工程，我从导师龚桂华先生那里看到他写长篇小说的工作方式和乐趣，就对驾驭长篇幅作品感到手痒。2013年至2017年间，我主动训练的课题是长诗《骆越纪》，为此花几年时间埋头文献和出土文物，大约走遍了广西的水系和民族自治县，在文史地理知识上建立一定积累。2018年，轮到了《一厘米国境线》，一项需要克服的全新课题。
第三是怎样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在鲁院期间虽然信心满满地写了几个版本的内容大纲和一万多字小说开头，以为结业前起码可以完成一半，但是实际进展非常的缓慢。回到南宁后，又面临搬家、老人孩子及房贷的压力，创作的外部条件困难重重。在内部，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长篇小说写作的经验，还面临知识的补课，写作一度停顿。一直磨磨蹭蹭拖延到2018年底，才下死决心无论如何要扎进去了。春节期间我哪都不去，关起门来，一个人面对电脑屏幕发呆：再不接着写，就相当于缴械投降。
为了让工作显得有板有眼，我专门去文具店买了几支彩色马克笔，圆规、三角板、直尺，还有一撂A3纸，像工程师画图纸那样废寝忘食地绘制小说结构蓝图、人物关系图，制作事关人物纵深的小传。几度推翻，又重建。这件事花去了整整一个多月时间。到二月份的时候，原先在鲁院写的开篇部分已经溜到中间部，而小说的起始部虽然新写了五六个，与理想中的样子仍相去甚远，我感到非常沮丧。
此时，出版社方面已经通报选题论证通过，希望尽快见稿，而只有老天才知道我正陷入一片沼泽。朋友和家人也都在期待我吹出去的牛什么时候收回来。
必须重新建立信心，必须找到走出沼泽的航向标，必须反思和摸到正确的路径。我干脆推开已经写下的文字，重读曾经读过的经典。接下来一段时间，密集翻阅了我所喜爱的长篇作品，把他们当作工具箱和方向盘。结果还是无法寻找到我可以操纵的语调，或说可以供我运用的工具。
出版社的编辑似乎已经刀架脖子了，我给自己规定的最后时限即将到来。那个晚上，我重新找来两本大学时代感动过自己的书，《金蔷薇》和《早晨从中午开始》，花一个通宵读完。之后睡了一个长觉，醒来已是次日傍晚，出门吃了一碗米粉，再度开始进入正式的写作。
终于顺利写下三万字，稍作校订，继续写，写到八万字，却卡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像我们当初在边境失去导航一样，而且走过的路程时时有无效、归零的危险。有一天，恰好跟鬼子先生吃饭，我说了自己的情况，他鼓励我说一般长篇小说会遇到两道坎，三万字是第一道，九万字又是一道，迈过了第二道坎你就会看见一马平川，前途一片光明。
于是重新关回书房，坐到写字台前。向单位请了假，整整一个月时间待在郊区的家里，不闻窗外事。重读前面的八万字，我发现路子没错，我没当过兵，对部队生活不是很了解，既然无法正面强攻那段历史和战争的问题，为何不能从侧面绕道而行，包抄小路上山，用一种无边无际的植被来烘托那座山的高大?没错，我塑造的主人翁在人间生活，他们困难重重的生活，日常的悲喜，就是历史的植被。信心建立起来了，就一杆子插到底，即使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5月31日凌晨六点，疯狂了两天两夜之后，我终于给小说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出到阳台，用手机自拍，录下深陷的眼眶和沙哑的声音。
全身心投入写作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每天写作到凌晨四点多休息，第二天早上十点起床吃一餐饭，马上坐下来，写到傍晚时分再去吃一餐东西，睡一个小时起来又继续写写删删。我母亲在那段时间，以为我得了什么病，竟然没跟她说话，也没跟她坐一起吃饭。才三岁的小女儿多次爬到书房外的门把手将自己四肢挂起来，也没能求得我开门去抱她一下：事后家人发了她的捣蛋照片。现在想想都心酸。
五、完成一次路考
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其实是感性和理性交替前进的过程，就像夏天洗热水澡和冬天洗冷水澡一样，需要疯狂的激情和科学的理智，需要做好充足的资源储备，甚至有效的外援。
前几年我电脑坏了，拿去修理，认识一个技术员。与他闲聊时偶然了解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边境走私电脑硬盘的事，当时只是三言两语，没怎么放心上。后来写到某个情节，忽然想起这事，便捡起电话打过去，请他详细跟我讲述当时的情形。
写作前期，为了提升环境画面细节的“像素”，看清楚人物原型脖子上的那根青筋，了解民兵们笑起来是什么样子，我曾于2018年国庆节前夕，带家人一起半夜出发开车去到边境，上到哨所慰问采访哨员，与他们打几盘桌球，一起吃晚餐，过国庆节，第二天穿他们的制服跟他们屁股后面去巡逻界碑。此前一个月，我和女儿已经随广西作协严风华老师回过他老家龙州一次，考察了龙邦口岸附近的村子，跟当年纵横左江地区的绿林头目黄飞虎的孙子喝过酒，采访了在当地搞外贸运输的青年村民，离开时再次顺道走沿边公路，研究边境地带的地形地貌，从当地人口里收集当年打仗的故事细节。回到南宁重新翻阅几个边境县的方志材料，核对民族分布、姓氏源流、地图变迁，包括当时乡镇邮递员的编制配备情况。因为平时我非常注意观察各种植物的特征，所以在小说里也有一些对中草药和植物的描写。
这个小说毕竟是有人物原型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的反映边境人事情况，又怎样将现实问题进行技术化、戏剧化的处理，虚构和想象到什么程度，让它看起来是使用小说语言写作的，是我要克服的最大难题。
打硬仗没有外援不行。第一次长篇训练尝试，责任编辑韦胜辉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比我小一岁，是个历史学硕士。假如没有他的催促跟进，每个章节段落的细节沟通，从他专业角度提出的不少意见，我没法完成这项工作。由于他在广西教育出版社一直搞古籍出版，第一次做文学作品接手这本书，对细节考证非常的讲究，对事物发展的逻辑非常在意，所以我在发挥想象力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信息传达的准确度和读者的感受。我觉得只要历史学编辑能够读得下去，那么其他读者应该也会读得下去。写作期间他还给我提供了《龙津县志》等民国时期的珍贵参考文献。我们的创作和编辑过程，也是互相了解学习对方的过程，面对他的每一次质疑，我都会做出解释和调整。
最大的调整就是结构。初稿出来的时候，胜辉和他的同事们读了，都有点接不上气。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强化了结构主线和人物笔墨。这也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吴秉杰老师的意见，吴老师对初稿进行审读评估，立马看出我是写短文的底子，距离长篇小说的结构标准尚有距离。他中肯地说：“作者可以说乃是以写短、中篇乃至散文的方式在写他的长篇作品。”北京的朋友侯磊看到初稿，也打电话跟我反馈他的第一感受，“写得太像诗了，完全不是写小说的路子。虽然也写了战争的残酷，但读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血腥，而是南方那种水淋淋、湿漉漉的绿色的感觉。”他们的话中有话，让我为随后进行的几次大规模重写，建立了信心与勇气。其实，在结构上我也费过不少心思，最初的设计是让两条线交叉并进，就像女孩子扎马尾辫子，希望顺着辫子摸到一只刺手的铁蝴蝶发夹，但是无奈我自己眼高手低，最后不得不放弃。给小说第一页加上楔子，还是偷学了东西老师在《篡改的命》里的作法。
回首十余年的写作经历，用考驾照的过程打比方，可以说前面的训练都是“科目一”。现在，我为自己终于完成“科目二”的路考而感到一丝欣慰。同时也瞄准了下一个需要进攻的山头，看见下一座可供修行的庙宇。我那一辈子当农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些困难嘛!”这就是普通人的壮丽，老百姓骨子里的修行，一如小说中的主人翁。
2020年5月19-20日，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