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诗是人生的背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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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之前，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我家乡的语言：荆门话。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言，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大量的弹舌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荆门话的发音方式，最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深陷于中国内陆的地方，有这样一群生活在楚国故里的人，正使用他们灵巧如簧的舌头或轻言细语，或高谈阔论，发出近乎意大利人或俄罗斯人的音调呢?是的，灵巧如簧，弹舌音对舌头灵敏度的要求，对气息在瞬间穿过舌苔的控制力，非训练难以做到。五岁那年，从外地搬来了一户邻居，男主人姓方，据说是水利工程师，他说一口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安庆话。至此，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荆门话，至少这世上还有另一种人说的是“安庆话”。再后来，我上学，读书，听广播，看电视，挣扎着“自学成人”，才真正明白了荆门话仅仅是荆门人的方言，而弹舌音之外还有人发卷舌音，及其他音调。

　　我第一次出国住在巴黎市郊一家植被茂盛的客栈，午夜抵达，第二天一大早被林中鸟叫醒。我躺在床上侧耳听了半天，感觉这里的鸟鸣声和我家附近的鸟鸣声一样好听，但后来我发现它们并不是以前我熟悉或见过的卷尾鸟、鹊鹞、灰鸫或黄腰柳莺……它们是一些我从未谋过面的鸟儿。同样的鸟鸣，不一样的鸟类，在似曾相识的晨光中表达着似曾相识的欢愉。这件事告诉我，有些声音你并不需要听懂，即便听不懂，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意味。

　　我在一所音乐学院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最初满耳都是声音，到后来随时可以充耳不闻，其间经历过数不清的插曲。我经常与院子里一些对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所知甚少的人闲聊，最后我们总能在许多地方达成一致。诗歌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能够清楚地说明格律诗的构成、音韵、平仄、调性，甚至还能老练地吟诵古诗词，但他们对现代诗却满头雾水、满面茫然：这些松散的句式是诗么?如果是，它的诗意是如何形成和传递的?因为无知，因此无趣;因为感觉寡淡，因此干脆绕道而行……现代诗多年来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转来转去，最终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她真的那么神秘难解吗?在我看来，现代诗和古体诗一样，只是人类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甚至只是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包含着趣味、感应，或对人生的共同理解，如同我们在嘈杂的人群中蓦然听见了自己的乡音，而随之在内心深处唤起的阵阵涟漪。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诗歌和音乐有什么关系?我都会非常肯定地回答：它们都是一种声音，只是制造声音的材质不一样而已，除此之外，二者在结构、音色、音高、调性等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

　　从《糖纸》(写于1990年)到现在，我已经持续不断地写作了三十多年，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我们所有关于“诗歌”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即兴的，此刻有理而彼时无用的，唯有把诗歌看成是一种“声音”，才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反复实验，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语言的强大感染力。

　　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诗，那么，剩下的工作原本应该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尽最大的努力把那句话尽量准确地“复述”出来即可。可事实却一再证明，这几乎不能算是工作，因为谁也没有近距离地听见过那句话，因此我们所有的“复述”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幻觉而已，我们每一次发声都有可能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你以为你听见了，其实那是幻听;你以为你复述出来了，其实那是你个人的表述。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上述的方式找到些许推动诗歌这种艺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譬如人类历久弥新的那些情感，以及传导这些情感的材料;譬如那种有能力一下子撕开眼前的雾障，并能唤醒我们内心世界的语言。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克服幻听和盲从，才能在面对最高的准则时不至于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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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诗歌的定义中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诗歌是一种声音。其余的各种说法，在我个人看来，都具有片面性，或者说，只具备阶段性的正确性，包括相对流行的一种圆润的说法：诗歌是分行的艺术——同样也经不起推敲，譬如说，中国古诗就没有分行，甚至连表达停顿的标点符号也没有。那么，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诗歌究竟是靠怎样的内在规则自成一体、独存于世的呢?

　　当我们在探讨这种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时，不妨先从诗歌的发生学，以及诗歌的发声学，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关于发生学，时下已经多有论述，且因诗人个体和诗歌个案的千差万别，难以形成统一定论;另外一点是，一首诗的发生，很难从文体经验上独立出来，倒是容易与其他文体相互交织，混为一谈。但是就文体而言，发声学几乎是诗歌独具的一门学问，它直接指涉到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这首诗为什么不同于那首诗等等，这样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个问题一直鲜有人深入涉猎，尤其是对现代诗的发声学，我们已然漠视得太久。

　　一首优秀的现代诗肯定有其内在的节律和声韵，它的声音是由词语和贯穿在字里行间里的气韵来完成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咬合力，借助诗人自身充沛的气韵加以贯穿，形成了一首诗的面貌。不同的诗人以不同的声调来创作，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声线和音域。我有一个不太确切却又固执的判断是，每一首诗在产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它自己的调性，问题在于，写作这首诗歌的人是否具有与之匹配的音高和音色。我们常说，应该多写那些能写之诗，而非那些想写之诗，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写作者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尝试和训练，找到自己的音准，对自己独特的音色成竹在胸，并对自己的音高有一定的把握。蹩脚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家伙，圆滑世故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擅长模仿他人的人，而自视过高的人常常会在写作中出现“破音”现象，唯有具备自知之明的创造性的写作者才能发出独特的声音来，这声音也许有如旷野独狼、井下之蛙、林间虫豸或云岭野风，这声音也许圆润、澄澈，也许古怪、令人不适，但必有其自身的来龙去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找准与自身气质匹配的发声方式，这是一个诗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的一条秘径。

　　嘈杂的时代肯定是一个音高太高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容易哗众取宠(或自取其辱)的时代，命运让我们身逢其时，无可避免，作为一个写作者究竟该怎样开口说话?在许多无所事事的夜晚，我经常把象征着诗歌中的高音的那些空泛的大词，那些挑战着我们个体承受力的词语，写在面前的苍白的纸片上，反复在胸腔里掂量它们的重量，不免深感沮丧。那些“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依然在高音区里滑翔，而我只能这样日复一日地呢喃：轻言细语也许是一种美德，尽管无法确保被淹没的命运，但至少能够保证你不会被眼前汹涌的世相裹挟而去，至少，你能把内心的声音准确清晰地说给自己听，让你最亲近的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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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完整的诗歌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的：说出的部分，和未说出的部分。如果没有前面“说出”的那部分，后面“未说出”的部分就不成立;但仅有“说出”的部分，这首诗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作为读者，他才不理会这些呢，他常常只留意前面“说出”的那部分，以为那就是这首诗的真身。或者说，如果写作者事先就没有创作出(对，是创作)“未说出”的那部分，那么，读者的阅读之旅也将在文本的尽头戛然而止。所谓的意外或惊喜，对于写作者而言，其实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对于读者，却是另外一番感受。事实上，“未说出”的那一部分才是成就这首诗的关键，犹如海床与滩涂的关系，所有的平静或汹涌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一点，只有聪慧的、有阅读教养的读者才会发现，他甚至还能由此开启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理解来拓展或重塑这首诗的界面。所以，当诗人在创作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至少要有这样的先知先觉：既要把握住他已经看见的那一部分，同时还要看清隐约浮现出来的那一部分。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中，如何分配这二者之间的比例，往往决定着这首诗的成败。说出的太多则容易满溢，该说出的未说则容易造成滞涩。在说与不说之间，写作者的心智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高妙的写作者总是知道一首诗应该在何处停笔罢手，把更多空间余地留给阅读这首诗的人。我们常常把诗歌的傲慢与诗人的傲慢混为一谈，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话题。诗人的傲慢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洁癖”，他与现实的“不兼容”;但诗歌的傲慢，却常常发生在一个个看似谦卑甚而纯良的写作者那里，这是因为，这些写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抱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往往低估了读者对语言的领悟力和对语境的再创造能力;他们不愿承认，写作者和读者在情感区域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首失败的诗歌，总是对作者自己诚意十足，而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这样的诗总爱以“填鸭式”的情感植入方式，将读者预先的阅读期待彻底打翻在地。写作者在这样的诗歌中扮演了令人憎恶的角色：他试图指导读者的情感生活，并喋喋不休、咄咄逼人地将自己的情感生活强加于人。而一首成功的诗歌，却正好相反：写作者懂得怎样克制自己的倾诉欲，绝不让泛滥的情绪伤己及人，因为他始终明白，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仅仅是人类(情感)生活的一鳞半爪，与其真相在握，不如始终保持懵懂好奇之心，让读者与他一起去创造一个全新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令读者惊讶，而且也是诗人自身始料不及的。

　　判断一首诗歌的好坏(姑且不论高下)，首先要看作者是否有诚意，没有诚意的写作首先体现在，不给读者自由思想的空间，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语言的亲和力必须由我们言说的口吻来传导，而只有真诚的口吻才能召唤出真诚的情感，只有真诚的情感才能召唤真诚的读者。

　　我倾向于将每一首诗的写作视为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的综合。然而，经历越丰富并不意味着经验越丰富。如果一首诗完成之后，原本混沌的生活依然没有因此变得清澈，那就意味着，这首诗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写作之于心灵的重要性，根本原因在于，诗歌能对我们的内心起到“清零”的作用。在一次次的清理中，我们可以回望我们的来历和出处。无论是意犹未尽，还是空谷回响，都有可能产生一首诗。但真正好的诗歌必然是气韵绵长的，它不是一件事情的简单呈现，也不是一种情感的单纯宣泄，它应该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推送、叠加和涌荡，它让我们五味杂陈，也让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世上从来不存在简单的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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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用“最好的时代”或“最坏的时代”来定义我们正在经受的现实，都是一种懒惰和粗暴的做法，尽管我也曾有过逞口舌之快的时刻，但事后想来总感觉心虚。因为文学史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时代的“好”与“坏”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充其量只是一种托词。左右我们创作成就、激发我们文学创作活力的，其实是我们对于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感受力，即，你是否具备洞悉时代最真切的美学趣味的能力，你是否有勇气面对这种时代趣味与你内在精神世界之间的裂隙，简而言之，你能否处理好你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或许，这才是衡量我们最终写出什么、写成哪样的关键。

　　毫无疑问，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审美的碎片化乃至时代趣味的碎片化，都成了一桩不争的事实。碎片源于多元，多元源于既有评价体系的坍塌。现在看来，这样的趋势几乎没有逆转的可能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不适、不快，到半推半就，再到坦然接受，最终在既成事实中端正心态、从容应对，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到何其艰难。阅读和写作的碎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对我们原已形成的文学经验的解构与冲击，写作者必须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云，几无甄别的时间和筛选的转换空间，它凸显出了个人生活的被动性，以及乏力感。自我的丧失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表面上的自由在不经意之间化为无形的束缚，由此悄然取缔了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心灵根基。其次，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传播平台的圈子化，造成了美学趣味的巨大分野。在貌似“人人都写得好”的自媒体空间内，排异性越来越强，诗学共识越来越小。写作者大多从自我经验出发，不在乎公共经验的入口与出口，由此带来的繁闹(并非繁荣)和淤塞，已经在文学界至少是诗界蔚为大观。

　　在碎片化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呼啸，每一种行为都被裹挟，从喧哗到狂欢，从狂欢到虚无，循环往复，没有休止。在这样的存在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其实已经不是往日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的现实——这个曾经被我们视为文学营养之源的现实，而是隐秘的心灵现实，那个在不停追问着、跳荡着，又无处依附的内心世界，它同样在精神的雾霾中若隐若现，而等你靠近时，却又发现，它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写作者不甘于虚假的表达，又做不到真实地呈现，于是，就有了各种无以排解的愁怨。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才是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真实处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精气神”的耗散，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克制。克制是对我们情绪的一种约束能力。眼下的这个社会场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情绪化的，理性之光已经很难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汪洋大海，映入我们眼帘的大多是波涌状的事物，动荡的、变幻的、潮汐般的景象，貌似壮观宏大的场面。克制我们的情绪意味着，你必须准确地找到你自己的立场，并确立自我的精神场域，以此抵御各种各样的戾气。在我看来，中国新诗经过百年的成长，尽管羁绊磕碰从未停止过，但已经逐渐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验和教训，“小传统”之说并不过分。一方面，那些试图否定新诗的合法性的谬论可以休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已有的诗学成果，最终打通与传统之间的隔阂，形成一套既有来龙去脉又通畅无碍的审美通道。自信心才是我们抵御戾气的有效武器，而这样的自信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百年新诗公允而客观的评价之上，从源头探来，百舸竟流，到百川归海，只有明了了文学的大势，我们才能有稳定的方向感。

　　另外一个词是：克服。就我个人的写作来讲，我一直觉得“克服”这个词在我人生的几个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心怀克服的愿望，所以在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这一巨大而空蒙的命题时，我们没有逃逸，而是选择面对困境，并在困境中找到了支撑自我的力量。怯懦，厌倦，虚弱甚至虚无，从来都会与我们的文学生活如影相随，短暂地摆脱，然后长久地面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们克服不了这种宿命的处境，就会在迷狂中丧失自我。因此，我始终认为，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挣扎的力量才是最富魅力的人性力量。如何在我们的写作中呈示这种力量，如何趋善祛恶，获得生命的圆满与醇厚，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它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高度，以及在生活中所秉持的操守与尺度。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引用过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的一段话，他说：“像我这样的诗人，就是所谓的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包含在这个群体的声音中。”在我看来，如果我真的能够像他一样“内心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那么，我就觉得我至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坦然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人，而我发出的声音也将源自这样一具真实的血肉之躯，真诚，勇敢，带着我天然的胎记，迎来明心见性的那一天。

　　时代的碎片化既然已经无可逆转，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培养出一种在碎片之上精雕细琢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我在对命运的顺从感做出呼应之后，选择的一种写作态度。它不是策略和姿态，而是生活本身。耐心，从容，把个人的写作纳入到人类广阔的生存背景之下，视诗歌为一种与心跳之声相若的振波，仔细聆听它的每一次震荡，用以感知生活，测试我们的精神厚度，回应生命的意义。而所谓的空谷足音，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人的心跳声在苍茫人世之间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