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创作谈：唯有虚构

　　眼下，为一个短篇小说写创作谈未免“残忍”，正如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更不用说，我曾在“很英雄”的武汉呆了整整四年，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五十多天了，我对武汉牵肠挂肚，不停给那边的同学朋友打电话。有的同学竟逾二十年未联络，电话那头丝毫没变的口音让人鼻子发酸。还好，我的朋友们，同学们，都好好的。某去年认识的武汉朋友也挺过了“轻症”安然自愈。不过，从他们口中了解的，不亚于一部部灾难大片……

　　好在就快挺过去了。春天，来了。

　　我决定为武汉写一个小说。一个绝对虚构的小说。我不可能傻乎乎写一个抗疫的故事，也无法触摸武昌城中惨痛的生死离别，唯一能干的，无非虚构，唯有虚构。我想写出我对这座遍地风流、能人辈出、快意恩仇、敢爱敢恨的大城的爱和深情。是啊，我承认我爱她，这不丢人。过去爱她，现在更爱了。我书架上至少五十册文学经典就是当年从学校旁边的洪山书城和各类小书店里淘换来的。没有武汉，哪有现在的我?

　　我将以梦为马，重返这座大城。我的城。

　　扯远了。我要说的，不是《麋鹿》吗?

　　是《麋鹿》。这个小说的原标题是《加缪之死》，被永新老师改为《麋鹿》，竟和上一个发《收获》的小说《虎鲨》遥遥相对，真巧!不得不承认“麋鹿”二字一下抓住了它的全部秘密：象征，反讽，对峙……作为一个纯粹的虚构之物，一个短篇，它要的不就是这些吗?

　　这个小说的确是在我探访加缪隐居地卢马兰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距今三年了。除了墓地和故居，其余人等全是虚构。唯有虚构，才可抵达复杂，抵达我对孤独、坚守甚至偏执的所有想像。这个短篇前前后后修改了一年多，结尾一直不满意，直到去年我去西班牙度假，就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小旅馆里，效仿我的偶像海明威，用铅笔将新的结尾一气写在随身带着的拍纸簿上。也许是拜老海气场所赐吧，这一回，成了。我的虚构总算完成了。我尽力了。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心是乱的，无法写作，我还好，除了闷家里当奶爸就是修改一个自以为很棒的中篇，间或读读这个，读读那个，把功课尽量补上——这不正是一个写作者该干的?否则，我们能做什么，还能做点什么?

　　如果不是奔赴前线的白衣天使，任何人，面对灾难，无非尽到本分。

　　小说家无非尽到小说家的本分。而小说家流，本分尽在虚构，不是和现实贴得太紧太死的“纪实”。虚构能做的，也无非是我们想像的那一个个人，无非那些复杂难言的人性，那些孤独暧昧的瞬间……比起“日记”，虚构当然是无用的，当然是不能对抗病毒的，但至少，能让我们在灾难面前暂且沉下心来，暂且忘掉它的狰狞恐怖，暂且摆脱它，甚至击溃它。

　　借用老海的话说，想一想，不也挺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