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顺与长生》：正因为有了无数个这样的个体，我们的日子才叫生活

　　因为写了一本小说，之前就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的经历，回答得应该是颠三倒四，其实我和大多数同龄人的经历是一样的，一个普普通通工人家里的普通孩子，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家庭妇女，在一个北京最普通的大杂院里生活了三十多年，然后大杂院没了，拆迁到北京东五环外，远离了所谓北京的最中心区。

　　有记忆的就是六十年代闹饥荒、文革、改革开放至现在大家都深处其中的发展环境。简单说就是这一点，即便将来的学生上这段历史课，大约也就是一堂课，或者还没有一堂课，老师就把它讲完了。若细说，便是现在那么多好作家也没能写尽的故事。

　　有时候和同龄人闲聊，都说那时候饿成了什么样，其实就是没有现在吃得好、食物丰富，也许是生在北京的缘故，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十分饿着的经历，只是馋，肚子里缺油水，以至后来条件好了忍不住地恶补。

　　我在《北京文学》上发的一篇征集散文《关于酒》中，对于改革一开始的变化有这么一段文字：“上饭馆吃饭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逢吃饭时间，饭馆大堂里站着的人一定比坐着的多，一人站起，几人跑去争座，好像转瞬之间大家都明白了人就是个吃货。所以，能在萃华楼，能进单间，真能当一段资历炫耀。那天的许多菜也是头一回听说，头一回品尝，甚至头一回见到，比如油焖大虾、糟熘鱼片、葱烧海参。”

　　在《美顺与长生》这本书里，婆婆对那个时候的回忆是：“我小时候，没下过馆子，那时候谁家下馆子吃饭?过年过节、结婚都在家办。等我成家，挣得也少，在外面吃回早点都心疼，还下馆子?”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真实的经历，而今说起来还津津乐道，岂不知现在身体上很多毛病就是这么吃出来的。

　　还有文化，很多同龄或者年龄不相上下的朋友一说起来也是归于时代，事实的确如此，正该读书的时候赶上文革，太多的文化被禁止，更没有上大学这件事，但是我们这代人里照样有精英，照样有文化人，那个时候的同学照样也有学习好和不好的。所以我常说，学习是个人的事，在我的记忆里文学是走在时代、走在改革最前面的，也可能人的本质就是如此，越被禁止的东西，人就越渴望得到，至今我都怀念十五六岁、二三十岁的我对文学的贪婪，也算是精神以及文化上的恶补。

　　和《北京日报》采访我的记者陆艳霞老师闲聊时，我说过一段话，现在的人及后来的人，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我们那代人，从别人的手抄本里读到食指、顾城、北岛他们最早那些诗时候的惊讶和兴奋，现在和后来人也不会理解一个《班主任》小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冲击。

　　当然说这些东西太感觉良好，类乎什么自传或他传，其实我的经历不过小时候调皮，上小学没入过红小兵，上中学没入过红卫兵，然后也没入过团，没入党。想入，人家不许，所以不是一个太好的人，也没有胆量做太坏的事。目前唯一值得宽慰的是加入了北京作协，人家跟我说了一句：希望您加入北京作协。我就赶紧加入了，十分高兴。

　　下面说说写小说这件事。我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木匠，但是读过几年私塾，很小的时候我见过父亲写毛笔字，写春联，大概那些都是从万年历后面附的对句大全里面摘抄下来的。父亲还经常从工厂的图书室里借许多小人书拿回来给我们姐弟看，父亲也给我们讲。不过这些印象都不十分深，有一次，可能我在学习或功课上做得不好，被老师家访，父亲在教育我的时候讲了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主角是李白。这个故事，我一直记住的不是李白听一个老太太讲如何把一根铁棒磨成针，而是李白偷看到老人家背对着饼镗烙饼，将擀好的一张饼，不用回头，向后一甩，饼就到了镗里，同时又把镗里烙得一面的饼翻一个个儿。所以记住的情节是惊奇，还有怀疑。

　　小学三四年级时，从邻家那里借到一本《儿童文学》，里边有一篇小说讲一对穷人家的姐弟和一只狗的故事，记得读这篇小说时候没忍住，流眼泪了，可惜忘了小说的名字，情节也基本忘掉。却从此喜欢上看小说，以至后来又看了许多杂书，因为还想得到惊奇、感动，更想知道自己的怀疑对或不对。人都是有志向的，不论小时候还是老了，贫穷还是富有，卑微或者尊显。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小姑娘看到妈妈化妆她就模仿，因为她发现美了。小小子看完打仗的电影，就会叫一帮孩子在胡同里冲锋，因为他也要勇敢。

　　我可能小说看多了，忍不住模仿。年轻的时候想出名，写起来洋洋洒洒、啰里八嗦，也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成。年纪大了，突然发现自己也有故事，且对故事里的人有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就老老实实地讲了一回，所以有了这本小说最初的样本，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北京人》，直至今天把它写成长篇《美顺与长生》。

　　这中间最要感谢的是我遇上了很多好编辑，没有《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云老师、张颐雯老师和杨晓升老师，我一定不再写小说了。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赵萍老师的鼓励和帮助，这个长篇也不会在这里呈现给大家。

　　有一次我跟赵萍老师聊天，说我十八九或者二十一二的时候，我以我自己的中学经历为基础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我曾经捧着厚厚一摞的完成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面徘徊打转，却始终没有勇气踏入。所以当2014年接到赵萍老师的电话问我想不想把《北京人》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虽然口里说不行，心里却是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激动，凭着这股兴奋劲写了八九万字。可是没成，很失望，一搁就是好几年，又是因为得到赵萍老师的再次鼓励、帮助、指点，并且送我一些作家的作品阅读，才最终有了这部长篇。

　　35岁之前我的家住在朝阳门外一条叫喇嘛寺的胡同里，距人民文学出版社两站地，那时候一有时间就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里去，因为那里的书90%都开放式陈列，读者可以随便翻阅，我经常一站就是多半天。说不清读了多少期的《人民文学》和《当代》，多少本文学经典。今天我的长篇处女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应该就是那时结下的缘份。

　　去年找赵萍老师，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面，发现那几间屋还在，老样子，一点没变，觉得亲切得不得了，忍不住又到里边流连了一遍，心里头也是不胜感慨，我衷心地希望这几间屋子一直在那里，永远存在，从里边走出无数个文学的希望。

　　我一直以为：一本小说的好或不好，不能是作者站出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作者把书写完了最终还要读者的认可，好与不好，读者说了才算。其实我有一个天大的理想：就是此生写一本小说，有人买、有人看，看完后还要讲给朋友，说有一本小说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于是这本书从一个人手里借到另一个人手里，不断地被传阅，直到它零碎得已经不像一本书了，还有人看，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我少年的时候读的那些书。

　　我不知道这本小说能不能达到那样美妙的效果，尽管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抱着这个理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今天主播的题目叫做“一个普通人家的故事”，我喜欢这个主题，我觉得自有文学以来，还是更多普通人或能在普通人身上找到共性的故事才会打动读者，留下印记。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直以来生活在普通人中间，我看小说也更愿意看那些讲述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所以写出来的故事一定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否则就是瞎编了。因为我也没见过不普通的人，或者是贵族。《红楼梦》不知道算不算一部描写贵族生活的小说，可是读起来里面每个所谓贵族的命运纠结、喜怒哀乐，仔细想和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

　　我想生活中如美顺、长生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是我们生命经历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正因为有了无数个这样的个体，我们的日子才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