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颙《风眼》创作谈：回望来路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离开上海中学，去崇明农场，成为知识青年，至今，五十余年飘然而过。

　　五十年间，除了在乡下的十来年，以及后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的四年，主要的岁月，迷失在出版这个行当里。奇怪的是，我写过几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没有涉及出版编辑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

　　小说关心的目标是人物。人物活动其间的三百六十行，则是演绎故事和人物的舞台。既定的舞台，适合特定的对象。我关注知识分子群体，选择出版作为创作背景，应该是如鱼得水般天然，为什么会刻意回避?

　　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前辈说过，“编辑是杂家。”

　　杂家者，知识丰富繁杂，为其一。其二呢?在我看来，性格的色彩斑斓，因其工作特性，在所难免。这样说，既无贬义，亦非自吹自擂，仅仅是如实表述。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广泛性考量，从自身队伍的五花八门分析，与编辑行当比较相似的，当如律师和医生之类。若干著名的小说，正是繁衍在后面这两个专业的田园中。那么，为啥特性相近的编辑行当，关于它的文学故事却不容易构建呢?

　　思来想去，并非人物的复杂或趣味欠缺，从万千编辑之中，你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蓝色、红色、灰色，应有尽有;不过，对照小说的诸多要素，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律师和医生，日常的事务未必精彩，但是，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的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编辑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所以，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如此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而庞杂的内心世界，我才敢落笔。

　　我等待了很久，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从华东师大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小说编辑。三年之后，上海文艺社的老社长丁景唐离休，需要有人接班。当时，搞了一次民主推荐，全社二三百人参与投票，结果非常意外，我这个普通编辑得票最多。不久，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在我还缺乏思想准备的当口，被任命为这家老牌大社的领导。此后的感觉，就像骑上了飞奔的骏马，身不由己，想下来也难了。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几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完成于一九七八年的年尾，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假如没有一九七八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这部小说恐怕难以问世。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点的小说”，给了我幸运的机会。

　　如此看来，因缘际会，改革开放大潮起来之时，不知不觉之中，我直接被卷了进去，亦步亦趋，追随了几十个春秋。

　　二〇一八年开春，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时，我的思绪，渐渐如波涛汹涌，很难平静下来。

　　在我看来，出版业，非但是鼓吹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而且是改革开放进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们，从思维到实践，是冲在相当前沿的一翼。

　　于是，我回望来路，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说《风眼》。为避免对号入座及猜测“真事隐”之类的无聊，只能在后记中声明，本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与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艺出版社无关，也与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无关。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如此无中生有，算小说家的基本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