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门写作
谭健锹，男，生于1981年，广东新会人，现居澳门，中山大学心血管内科硕士，中山大学自考汉语言文学本科。澳门镜湖医院内科医生，《澳门日报》专栏作者，爱好文学与历史，著有作品《炉石塘的日与夜》《病榻上的龙》等。
十年前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与澳门的缘分越结越深，无法想象自己也能坐在澳门文学这艘大船上驶向深蓝。那时，我刚从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前方彷佛只有一条路。
改变源于十年前的一次盛会。
2008年底，我还在新会人民医院上班，偶然看到信息：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澳门举办“澳门之歌”歌词创作大赛，参赛者地域不限，优秀作品将有机会被谱曲传唱！
我心中不是没有文学种子，只是比较幼稚和粗糙。学生时代比较喜欢古诗词，也尝试写过几首歪诗，仅此而已。不过，宋词的韵味一直在我灵魂深处回荡。至于澳门，我是去过两三次的，一些景观和历史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兴致就是这样，像头莽撞的小牛犊，奔起来连老虎都未必拦得住。我凭着对柳永《望海潮》的喜爱，模仿其格式，写了首仿古的作品，把莲花之城的景色与人文历史糅了进去，字数和组段类似原作，可押韵只会用普通话的韵母，当时并不知道，作古体诗词，押韵要压“平水韵”，字与字之间还要讲究平仄关系。就是这样一首“赝品”，却承载了我对澳门最早的美好印象和祝福。
作品发出去了。我权当只是游戏，并未期待有什么收获。医疗工作依旧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偶尔，澳门大三巴门外凭高远望，雪浪共云，妈阁烟漠，松山叶飘，城阙苔驳；漫步街区内，岗顶弦歌，卢园粉蝶，粤海商街，欧陆香榭，这些美妙却与内地似又不似的景观，在我心中的涟漪里荡漾。而《七子之歌》的旋律，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珠联璧合，这首歌就是澳门之魂！
农历新年刚过，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说作品得了入围奖！主办方还邀请我去澳门参加颁奖典礼和观光。
带着莫名的兴奋，带着春天的盎然气息，我再次来到澳门。原来，获奖的作者来自全球各地，内地选手固然济济一堂，而海外华人也颇为踊跃，有的不远万里从南美赶来。这次聚会，比起兰亭雅聚毫不逊色，而内涵则高远深邃得多。
席间，一位儒雅的女士坐在我的右手边，五十岁上下。她戴着硕大的眼镜，留着一头精干的短发，脸上淡淡的皱纹让我觉得她阅历过人。她关切地问起我来自何处。我说，广东新会。她先是一惊讶，继而又一喜，说自己也祖籍新会，想不到在一个陌生人云集的场合也能轻而易举地碰到乡亲。
“你的广州话讲得真好，一点乡音都听不出。”她夸到。
我心想，我们都是看纯正粤语节目长大的，课堂上的授课不是普通话就是粤语。相反，地方方言是讲得越来越不地道了。或许，这位女士最期待的是那远去的乡音吧。
她递来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汤梅笑，《澳门日报》副刊编辑。
我谨慎地接住，收于怀中。当时我并不知道，收起的居然是一段难以割舍的缘分！那一天，我称呼她“汤女士”，或学澳门人的习惯称之为“汤小姐”。“汤女士”鼓励我多动笔，多来澳门看看，虽言简意赅，她还欢迎我写了合适的作品，可投到《澳门日报》。那时候，我没想过自己还能写什么，除了这些不伦不类的仿古诗歌。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即将与澳门同甘共苦，我更不知道的是，她在澳门文坛还有更响亮的名称——林中英，“笑姐”才是文化界人士不管年纪大小，对她的统一尊称！
一年之后，机缘巧合之下让我把工作地点转移到濠江，这里是香山故地，与同是侨乡的新会也很近，却咫尺天涯。或许，他乡的寂寞、无聊，以及对未知前途的恐惧和忧愁，激活了我心中的文学种子。这些种子是父母在我幼小时种下的，他们很早就教我唐诗，我小学三年级就能把许多古典诗歌背诵得滚瓜烂熟，可这种子由于学业分化，又沉睡了十几年，直到际遇改变，才再次有了萌芽的希望。
在初到澳门的那段彷徨日子里，我系统学习了古体诗词的格式规范，尝试创作合格的作品。拙作还真有一两首登到了《澳门日报》的《新园地》版面。一年多后，我喜闻其中一首被收录到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古体诗词组）”。文学创作也跟学医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艰辛总离不开鼓励。在作品选的发布仪式上，我第二次见到了笑姐，她仍是对文学爱好者千叮万嘱，却忘了我之前与她有过谋面。
此后，我在工作之余渐渐把爱好培植在文学这棵大树上。古体诗词也不再是我唯一抒发情感的渠道，散文写得多起来，之后还尝试过小说和新诗。其实，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但在发之于情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澳门地方虽小，但文学氛围却很浓郁。如果我在内地，也许只能一辈子只能做医生，文学的种子很有可能会凋敝枯萎；而在澳门，这些种子竟终于迎来了晒太阳、吐新芽的命运。虽然我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还得拿着手术刀，为谋生而常常彻夜不眠，毕竟在澳门，几乎没有专业作家，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哪怕再笔耕不辍，也得先有一份不至于让自己饿死的固定职业，他们有的来自私企、赌场，有的来自学校、政府部门……但创作的快乐和满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这些年的写作给我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只有融入自己真实情感的作品，才有机会得到认可，凡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篇章，最多只是获得一种虚无的形式美而已。生活永远是艰辛的，磕磕碰碰是小事，波谲云诡的恶浪也不时阻碍着前路，月色无痕，星空有泪，我时常走在岸边，走在树下，走在那些中西合璧的旧居旁，回味着工作与生活发酵出的苦涩，也许这些，才是我的创作之源吧。
种子萌芽后，能否长成树木，除了生活的养分，还需要勤奋的浇水园丁。笑姐，就是这样的“园丁”。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文学场合见面多了，彼此也逐步加深了了解。我也不时往《澳门日报》投稿，偶有斩获。笑姐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写才好，怎么写才能更容易打动读者和编辑。她大概觉得这是学校老师的职责，她把职责交给现实和或冰冷或火热的社会，让作者自己去发掘去体会去反省。而她最喜欢做的，是嘉许和鼓励，这个做法使她在作者眼中更和蔼可亲，更真挚中肯。
2014年的秋天某日，我忽然接到笑姐的电话，她说期待我在《澳门日报》副刊上承担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内容主要涉及杏林与历史的趣闻，可用文学给这些“医学散文”加以点缀，详情面谈。
我兴冲冲地来到报社，与笑姐聚了一次，欣然接受这一颇有趣味且有意义的工作。临别时，笑姐手写了两个电邮地址与我。
大概半年后，我在水坑尾偶遇笑姐。她容貌依旧，只是略显疲倦。她说，自己刚从报社荣休了，想改变一下数十年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她还说，希望我继续写下去……
夕阳西下，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然点点头。我知道，她往前走的方向是雀仔园，那是她在散文中无数次书写过的地方，带着她童年的憧憬和梦幻，还有生活的深刻足印。我知道，她的前方永远不会有夕照，因为她的心让她不会衰老。那一年距离我们初次认识，已过了五年，而她实际上已经65岁了！
直到今天，那个专栏我还在写。直到今天，这张写了电邮地址的纸片，我还藏在衣柜的文件袋中。笑姐大概不会说家乡方言，但她无疑是我与文学世界联系的纽带，这早已超出了乡邻、血缘和宗亲的情分。
十年来，在我心中，“澳门之歌”总是不停地唱响，那歌词已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得奖作品，而是无数澳门人的生活心声，无数像笑姐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声——对生活充满着坚韧笃定、对前路深藏着美好期望、对一个个鲜活生命洋溢着珍惜与爱护。
“扬帆十年追梦，听涛声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