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文字的重量

      很多年前，我以一个阅读者的高度走近《人民文学》，我甚至收藏了它六七十年代的一部分杂志。这些杂志的收藏缘于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个古旧交易市场。每周日的上午10点，阳光晃眼，或者是秋天，那一沓书平静地横列在静物之中，就那样，对准了眼，对准了不堪一击的岁月。

      卖书人说：很重。

      文字是有重量的。我一直认为。

      很长一段时间，翻阅一沓旧杂志，仿佛过期的温暖再现。在重重叠叠的阅读中，那些老作家不时闪现，他们的文字记录了时间中的人事和物事，伴随着拥挤的陌生的光阴远去，他们忠实的叙事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思想者，影响社会舆情。

      一本杂志告诉了我知识分子的重量。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偏远小城的我来说收藏这些杂志简直近于奢侈，但它吊足了我的胃口。

      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生活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讯息，有些缘分蹲踞在某一个时间段，我开始写作。那是2004年，我和胡学文在北京，穿越长安街，去某小区看望《人民文学》杂志社宁小龄老师。2004年是我从小说走向生活的开始，同时又让我在生活中更加接近了小说的开始。那一刻的黄昏至今难忘，那个时候，对于时间，对于围绕自己的大千世界究竟是怀着一种怎样的认知呢。对于文学我还持着漠然的态度，北京太大了，当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被挤压的时候，脑海里就会不经意地掠过那一沓旧杂志，并非从写作的角度，而是从感性上认为，我不可能有作品出现在《人民文学》上。

      那天，我们仨一起谈了很久，关于文学，关于写作，关于方向。小区里的小径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曲径，是人为的那种仄拐，在散步中说话，当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根本无从判断现在所处的位置与出发地点相比有什么不同。一直到满月生辉时分，我答应回去马上写一个中篇，之后满怀信心离开。

      在月光凛冽明亮的夜晚，我的写作信心在递减，那些旧杂志里一个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光阴的距离。

     《人民文学》给了我一个指向，我当时的欲望就搁浅在那里。除了地域身份外，我的作品必然带着农耕这一劳动方式所赋予的特点，是内在于村俗的，是家园的，自省的而不是观察的，不是“深入生活”，是在生活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人民公社解体，集体农民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在不断改写农业环境、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社会变革中，周围的迷蒙和内心的不安全却是真实的存在，被拐走的乡村女性，她们是弱势者，不堪承受生存的压力，天底下一个最低姿态孤独无依的“生灵”，活着于她们是一个痛。

      我由故乡的这些人事写了中篇小说《喊山》。发表在2005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2006年这个中篇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推荐并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从小说递交到宁小龄手里那一刻到发表，一共修改了8稿。我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感谢这个人对文字的严谨，正是他对文字的严谨让我获得了后来的一系列荣誉。

      在我后来订阅的《人民文学》中，阅读有宁小龄老师责编的作品，总会想起电话里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话的声音，他习惯性地持有肯定态度，然后将很多问题引出，引发开来也往往言而彼意在此，他的谈话为我揭开了眼罩，我感到严厉、委屈中，伴随莫名的惊悸。是一种对自己所办杂志的挚爱、守护，也是对作者创作水准的提升和尊重，一种心灵互通、彼此支持的温暖。

      70年，对于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间事有着多么不同的意义。时间、岁月是世界上惟一捉摸不定的东西，人间事填充了它们。有多少作家从《人民文学》走出，对于写作者，时间是快速的，但是，文字在这里可以赢得更长的时间。

      感谢《人民文学》，她给了我一个创作上的高度，并让我知道了，写作是我一生不可松懈的工作，它的丰富和神秘充满了巨大的诱惑，能够深入进去，又极其艰难，不是简单的发表一部作品就可以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