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催生对外出版创新开拓
年初以来，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对国内外出版企业造成不小损失。书店、印厂关门，物流停运，出版社推迟或取消新书出版计划，各大国际书展悉数取消，居家办公成为许多人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方式。出版的整个生态链受到巨大挑战，对外出版业务也未能幸免。记者近日采访了我国各出版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聚焦疫情下对外出版工作的方法策略，从大家的分享中可以看出：
疫情加速了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进程，各社都在加速拓展新媒体品牌运营能力、拓展产品营销渠道、整合内部资源以及优化库存管理。出版单位纷纷开创云会议、云首发、云展示等线上形式，实现更高效率、更密集频次的交流，促进版贸的达成。出版单位加强了与版代线上沟通及利用IPR等线上平台推动版贸业务的力度。还有业内人士建议，组织有实力的平台型单位为各出版社提供“线上参展”“海外书展线上洽谈”“对外发行渠道中盘”等便利，助力对外出版工作的持续开展。
受访者提出，疫情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梳理版贸客户需求，根据出版社的销售潜力开发相应选题。出版社应从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两方面挖掘机会，做好线上销售、直播销售，从而提升全球出版市场的信心。还有人提出，开展融合版权运营，以多形态实现传播的协同叠加效应。在海外市场需求发生波动时，出版社可针对同一产品线上的图书品种，致力于与同一或同类海外出版机构搭建稳定合作，推进产品线的“整体移植”，实现输出常态化。
丰富抗疫选题 讲好中国故事
陈永刚（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新冠疫情给中国出版集团的“走出去”工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集团及所属出版社年度计划中的版权推介和输出工作，因国际书展取消而遇到困难。二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招展和筹备工作遇到困难。三是进出口业务遭遇数月停摆，完成年度目标遇到困难。
今年上半年，各大国际书展取消，中版集团要抓住下半年国际书展的机会，力争使全年的版权贸易摆脱不利影响。为此我们一直在做相应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面对面洽谈受阻的情况下，“走出去”产品的版权信息推介以数字化方式传递。从目前情况看，受疫情影响并不大。版权贸易中的信息沟通工作是日常性的，集团各单位版权经理在疫情期间也加强了海外联系，除了版权信息传递保持常态，还不同程度地拉近了与国外合作伙伴的感情。
抗击疫情就是在危机中寻求机会。在新冠疫情尚未蔓延全球的时候，我们就着手抓住这个选题。商务印书馆和中图公司联手推出了汉学家谈中国抗疫的图书，还有一些抗疫的科普图书。中版集团还精选9种抗疫图书，制作了英文版权目录，进行重点推介。随着疫情不断变化，疫情选题也在丰富中。我们将按照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回应国际舆论关注的基本取向，开发更多选题的内容，推广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并在适当时机进行集中对外推介。
在选题方面，抗击疫情是海内外普遍关注的话题。同时，我们还会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等重大主题，从集团近150种扶贫图书选题中遴选10几种(套)图书，制作成英文书目，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重点推介相关产品版权。
目前，海外出版市场对中国话题内容的兴趣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主题图书仍然需要持续丰富，这一点没有变化。同样没有变化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国际上中国话题热度不减，我们观察，可能不止是更热，应该是加速升温。在这种情况下，图书走出去的任务会更重，机会也会更多，关键在于我们要加大对“走出去”图书的策划、遴选、推介力度。
多渠道推动 提高精准性
朱勇良（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发以来，我们的对外工作，从国际书展、版权贸易到实物出口，各个对外板块都受到冲击，工作不确定性增大。
首先，在版权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影响，日常的业务来访无法进行，上半年的国际书展也基本取消，缺少了和海外出版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给版权贸易工作带来困难，原计划的多场活动不得不取消，原定的交易也有延缓。目前的版权贸易工作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存在沟通联络受阻、邮件回复不及时等问题。
实物进出口方面，由于海关严控和物流滞缓，图书的实物进出口也受到影响，收取和寄送图书的速度较慢，也带来业务量减少。疫情期间海外书店关停，部分国家的线上购书不是很发达，消费者还是习惯到实体店购书，自然对图书的市场需求量下降了。
在驻外机构的经营方面，按照各国防控政策要求，办公暂停、书店关门、印刷厂停工、国际物流受滞，海外机构的运营和资金周转面临较大困难。例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澳洲的新前沿出版社因为书店关门而销售受阻，同时学校关闭导致进学校的业务停止，收入受损。原先合作的企业定制、商超销售等渠道商也都削减了订单。
面对疫情影响，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积极面对，多措并举，以提高对外工作的精准性，减少负面影响。
首先从集团层面加强统筹工作，根据疫情需要多渠道推动海外业务的持续开展。充分挖掘集团内的出版潜力，为防疫抗疫出谋划策。在疫情期间，集团更加注重“走出去”图书的内容和质量，提炼精品，加强和海外的日常性联系和业务对接，提高“走出去”的精准性和工作对接的准确性。
其次，及时开放防疫抗疫图书数字版和纸质版的免费阅读，在第一时间组织抗疫图书的外文翻译和推广。集团作为中国文化译研网的15家发起单位之一，和该平台一起向海外开放和推荐抗疫相关图书资源。首批15种图书中，集团有2种图书，向全球90多个国家开放版权，相关图书版权已经输出印度、意大利等国的出版社，相关工作持续推进中，为国际战疫贡献了中国力量和浙江力量。
另外，集团推进所属各家单位利用网络加强与海外客户的联系，积极利用IPR等线上平台推动版权工作的开展。集团所属浙江华硕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亚马逊中国、天猫国际等网站开发实物出口线上平台，保证在疫情期间持续输出中国主题精品图书。
目前，疫情在海外持续发展，部分国家情况严峻，下一步发展态势如何，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何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还不明朗。疫情也带来了中外意识形态的摩擦碰撞，使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原先的国际合作和“走出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在这个特殊时期和背景下，更加需要国家对“走出去”工作提供更多政策指导，从全局层面进行统筹，促进各出版单位形成合力，使对外文化传播工作更扎实有效。
培育新动能 整合产业链
陆彩荣（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
疫情对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以下简称外文局)的经营生产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营收下降。各出版社回款明显减少，各单位已经安排的活动被迫取消或推迟，因多个国家采取了入境限制措施，国际书展也无法参加。线上客户取消订单的情况也在增加。其次是成本上升。时间成本加大，物流受限，生产周期延长，重点项目进度也受到影响。停工不停工资，收支之间的剪刀差和财政过紧日子形成叠加效应。第三是传统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受到挑战。出版社产品线单一，渠道以线下为主，盈利模式有限，商业模式创新不够，这些问题在此次疫情中都体现出来，出版社线下销售模式一直围绕着书店、图书馆等传统渠道转圈，线上销售模式围绕天猫、京东、当当等开展，这些都需要依托仓储物流的顺畅，疫情导致必须开拓新的渠道以规避风险。
但疫情也为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线下生产方式受阻，线上生产、营销新生态异军突起。这些正面影响必将推动出版业在新的模式上取得进步。我们已经从中体验到了这种新成长的味道。
外文局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进行平台化、数据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业务发展新动能，加强协同合作和产业链整合。具体有4方面举措。首先，加快新媒体转型。拓展新媒体品牌运营经营能力，延伸内容服务链条;建立纸质、数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内容融合的生产流程，以音频、视频等各种形态及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多平台呈现内容，实现内容的全媒体开发。其次，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建立局内单位间产品转移定价机制，实现打包营销或整合营销。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店商+电商+微商+社群”四位一体的全渠道运营模式。再次，整合内部资源。发掘内部潜力，建立内部合作机制，布局全集团统一的线上渠道，筹备在传统电商渠道(京东、当当、天猫)建立“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旗舰店”的整体营销模式。最后，优化库存管理。成立了库存治理专项工作小组，制定畅销书、常销书、滞销书、残脏书、过季书标准，分类清理库存图书，加大资金回笼力度。特别是对市场预测不准的图书，先少量投放市场，视反馈情况再加印，实现“减库增效”。
针对国际书展相继取消的特殊情况，外文局积极举办英文抗击疫情系列主题图书“云首发”活动，推进中外发展与交流。外文局各出版单位在抗击疫情系列主题图书的出版方面发挥反应速度快、角度新、形式多、责任强的特点。同时，为了将中国的实践与成功做法及时传递给国际出版界，让更多的国际读者通过图书认识新冠，外文局将所属7家出版社出版的全部抗击疫情图书的国际版权免费授权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与世界各国分享抗击疫情的真实故事，为人类战胜此次疫情做出贡献。至今已有29种抗疫图书在海外落地出版，覆盖英国、巴西等15个国家，涉及14个文版。此外，外文局还与国际出版伙伴密切合作，举办“云阅读”、在线直播等推广营销活动，以及“国际出版云座谈”活动，受到广泛欢迎。
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方式加强国际版权合作，今年以来，外文局旗下7家出版社与国外出版机构签署图书版权输出协议143项，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我们还将于7月中旬举办首届“中国国际云书展”，以3D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线下实体书展的情景和功能，为全球出版界打造跨越时空的参展平台。
在线下组稿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选题数量大幅下降。外文局所属出版机构针对疫情，从政府举措、防控方法、心理疏导、国际支援等多方面分享了中国经验和抗疫故事。
做好两个市场两种销售 提振出版市场信心
俞慧洵（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拓展部主任）
疫情对凤凰集团“走出去”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体而言，版权贸易合作进程放缓;展会业务部分停摆;实物出口降至谷底。
从版权贸易看有四方面影响。一是版权贸易效率降低。2月版代及外资公司人员居家办公，版贸各项日常工作效率降低。二是外事出访暂停。受国际疫情影响，2020年书展和以版贸为核心的自组团或取消或延期，对年度版权输出数量必将造成影响。三是各类重大项目受实施进度影响申报和结项延迟。四是合作出版项目取消或延后。受疫情影响，原定来中国做调研的作者，现在纷纷取消行程;原定邀请海外出版人做讲座的分享活动延期;海外汉学家/作者的撰稿、审稿进度延期现象不断出现。
在展会业务方面，因伦敦书展在开展前夕宣布取消，凤凰集团除版权、实物进出口、印刷服务贸易受影响以外，书展筹备期间完成的图书国际发运、展台设计制作、活动组织等项目造成近3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7月前所有海外国际书展团均已取消，导致原定的版权贸易、图书销售和原拟举办的相关活动均受到影响。
实物贸易受到多方面影响。一是出版物实物出口，如输出日本的图书订单部分流失或暂时无法正常报关发货;每年3月在凤凰发行集团举行的南京馆藏图书订货会取消，原定来华至订货会现场选购图书的新加坡等国客户取消出行计划，造成一定数量订单的流失;由于凤凰发行集团物流基地在疫情期间停止运行，新图公司出版物实物出口业务几乎暂停。二是印刷服务出口因欧美客户取消或顺延订单带来损失。三是文化活动“走出去”。2020年春节，由凤凰文贸集团组织的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的文化庙会(加拿大站)受疫情影响取消，导致产品现场展示、面对面的商务合作洽谈受限，造成文创产品以及生活、包装用纸等纸制品通过文化庙会推广到加拿大的计划暂时搁浅。四是出版物进口业务受阻。同时学校延期开课，使教材订单无法正常执行，造成一定损失。五是纸张及木浆进口业务因订单减少而受阻。
值得欣慰的好消息是，凤凰澳大利亚公司的图书电商“双城理想”，从澳洲疫情暴发的3月开始，3、4月销售数据分别比2月增长了373%和405%。后台订单激增表明大部分人居家以后的读书需求旺盛。该公司和几家经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沟通，向澳洲大部分城市顾客提供1~3天寄达的服务。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凤凰集团及旗下各社与海外同行一直保持密切交流。与数十家重要的海外合作单位负责人互相发送慰问函件，在维护友谊的同时推动合作。
书展方面，海外出版商实际参展的数量可能会下降，通过云平台参展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此，凤凰在调整参展方案，既要突出国际性，又要做好疫情防范，这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如果疫情转好，法兰克福书展可能成为一个爆点。凤凰将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工作重点，做好参展的各项筹备工作。在疫情好转的前提下，做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准备。
在版权信息互动交流方面，凤凰集团召开了版权团队专题会议。各社版权经理对各社内容进行梳理，编辑图文信息与海外版权经理进行邮件沟通。特别是在图书英文信息上做得更精致，提炼亮点，便于海外版权经理一目了然。同时，集团英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版权贸易洽谈成果，并进行防疫抗疫图书和外向型好书推荐。
目前海外出版商大多仍居家办公，但是办公效率稳步上升。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密切关注和同步推动。在国外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两方面挖掘机会。两个市场和两种销售并不是割裂的。对于坚守诚信的国际化企业来说，中国出版市场销售稳定以及版税积极结算，在这个特殊时期都是对海外出版企业的支持和鼓舞。在这样的危机中，凤凰集团做好线上销售、直播销售，能够提升全球出版市场的信心，也更加有利于未来海外业务的开拓。凤凰集团还全力组织下属各社积极向海外推荐抗疫图书，免费授权出版纸质版及电子版。各社的优质抗疫图书都列入凤凰优先出版项目，积极组织翻译和海外推广工作。
凤凰集团1～4月版权输出数量同比未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着力打造体现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精品主题图书，同时找准受众需求，精心策划并推出了一批充分展现当代中国最新发展成果的选题。二是重点关注一带一路“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机遇。有20余种农业类图书批量输出哈萨克斯坦，并同步向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推广。三是深入推进教育项目的海外推广。凤凰教育板块与企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发挥各自出版与技术优势。首批合作开发的“互联网+光电缆专技人才培训系列课程”配套教材，已成功实现版权输出。四是在全球携手抗击新冠疫情的今天，共通的情感体验决定了童书更容易互通。“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系列等多部童书已输出海外。五是重视与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凤凰传媒与台湾龙图腾携手打造繁体字版“江苏凤凰文库”出版项目，3年来已出版图书104种，形成规模效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计划参加今年的香港书展和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经历着疫情大考，凤凰集团更加重视“走出去”工作，坚持以出版为核心，内容、渠道、平台、团队和翻译为统领的总体思路不会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两轮驱动，提升创新能力，加强开放合作;明确市场区域，明确市场人群，明确市场路径和举措，全面推进凤凰集团的出版国际化进程。
逆风而上 持续推进“走出去”
幸敬杰（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出版中心主任）
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在我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境外仍然呈扩散趋势。鉴于疫情对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有极大冲击，国际市场的需求很可能大幅减少。
新华文轩的国际业务目前主要有版权贸易、实体书出口、融合“走出去”、海外展演四个板块，其中前三项不强求“人对人”的接触场景。且由于新华文轩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稳定客户，平时的“走出去”工作基本也通过线上进行，所属各单位更多是做好上游环节。截至目前，中外沟通顺畅，部分合作项目因疫情而推迟，今年所有海外书展、外事出访、海外展演等计划恐将全部取消。总体来讲，今年的对外出版工作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程度有限。
今年下半年的参展重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如何办，要根据主办方的安排而定。我们出版单位与外方的互动一直很积极，通过与外方出版机构、版代、线上版贸平台、发行中间商远程处理各种事项，今年1~4月的版权输出数量仍与去年同期相当。
尽管线下参展存在一定困难，新华文轩也在向中央主管部门建议：组织一些实力较强的平台型单位为全国同行创造业务机会。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可依靠自身优势，为全国出版单位提供诸如“BIBF线上参展”“海外书展线上洽谈”“对外发行渠道中盘”等便利，可极大助力对外出版工作的持续开展，具体合作可按市场化方式进行。
尽管存在重大不可预见、不可抗因素，但新华文轩对国际出版的顶层设计一直是清晰的、符合自身现状的：即用控制成本、降低风险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版权贸易、实体书出口这两项最能产出实际效益的方面，尽量采取市场化授权，通过产品线打造、版权置换、品牌合作等方式将输出稳定化和常态化，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为抵消疫情对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一是继续同外方出版机构、版代公司、发行中间商远程处理业务，二是鼓励各单位充分利用代理和在线版贸平台保障业务的继续开展，三是鼓励各单位开展“一棵树”式的融合版权运营，将纸质版、数字版、文创乃至展演等形态与外方进行整体合作，以达到传播的协同叠加效应，四是将原本计划用于参展和差旅的时间用于内部培训，比较研究领先同行的案例与经验。
在开发本土化图书时，最先感知到市场变化的往往还是海外的当地出版商。新华文轩积累了一大批相互熟悉、信任的长期客户，外方会及时把新的阅读偏好反馈给我们，我们针对性地进行内容研发和品种推荐调整。目前，各社成立的众多海外编辑部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走出去”图书一定是真正被需要，而且外方出版社有足够的积极性来完成本地化。为此，一是要在内容研发上贴合海外读者需求形成吸引力，二是尽量通过市场交易让外方出版机构主导后续流程。所以，新华文轩更多地做好内容环节，如内容研发以及授权方式的安排。这样不仅规避了海外市场的风险与繁琐的落地工作，而且能让出版单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实现更多输出，外方也能使自己获利最大化。
由于出版物在社会生活中不属于生存必需品，特殊时期海外市场很可能减少对我国出版物的引进，而且会随着即将到来的消费下行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对外出版工作更需要持续和稳定。新华文轩所属各出版单位多年来持续采取打造产品线、互换版权、聚焦重点作家/作品等策略，与合作伙伴在当地培养了一定规模的读者基础，有助于抵消市场需求的波动。比如出版社可针对同一产品线上的图书品种，致力于与同一或同类海外出版机构搭建稳定合作，推进我们产品线的“整体移植”，这样输出就实现了常态化。
书展上见面的半小时是在“看人”
姜 珊（五洲传播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新冠疫情对“走出去”工作最直接的影响是很多国际书展参加不了了，尤其是五洲传播出版社经常去而其他中国出版社不常去的一些书展，因此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我们去的这些地区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多，所以参展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现在对于我们而言，参加国际书展并不仅仅是去展出图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去“刷存在感”，很多场合首先要出现，之后才能谈逐步产生影响。尤其是很多时候参加那些传统意义上不是特别重要的书展的时候，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在那里可能会有什么市场机会，所以我们的出现才会更加有意义。如果仅仅交流图书讯息的话，电子邮件就够了，对方还有时间慢慢看。书展上见面的半个小时，其实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看人，和老朋友叙叙旧，认识认识新朋友，这也是为什么书展上面对面的交流是任何形式的“云访谈”“云书展”“云论坛”不可替代的。我们目前计划下半年参加沙特和墨西哥的书展，但这两个国家现在疫情不太乐观，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看最终的条件是否允许。
我们与很多合作伙伴有多年的合作，他们现在面临种种困难，原有的出版计划可能会推迟，我们会给予充分的理解。此外，我感觉疫情让我们和一些合作伙伴的关系更为紧密。原来大家的沟通交流仅仅局限于业务层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太多个人感情上的交流，而因为这次疫情大家突然有了命运休戚与共的感觉。春节期间我收到大量讯息，来自我们在各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支持、鼓励、祝福，后来其他国家疫情变严重后，我们也不断给他们支持和鼓励，还会给一些有需要的合作伙伴筹措口罩，甚至大家互相吐槽一边带孩子一边居家办公的生活。在灾难面前，人类的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反而被激发了。
出版业谈起线上工作，传统出版社仍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大家过去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必要性。这次疫情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围绕这个核心来支撑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抓手?甚至包括用什么样的软件来协同工作?这些问题都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一个说法我比较认同，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现状，其实都是半年或更早以前某一个事情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们没办法去参加书展了，或者说合作伙伴没办法来中国了，他们的生产进度滞后了，他们暂时无力策划更多的选题了等等。但其实可能更深远的影响是半年以后，当全球整个行业都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产业的上下游，比如说纸厂、印刷厂、排版公司都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的影响可能比今天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