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变革中的讲信求真

　　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个中因由早被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一语道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事实的产物，文字的叙述与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并行不悖。历史研究就是要去探究把握历史总体脉络，预测历史发展方向。二十四史正是此种宏大叙事的连续性的历史观的典型代表。放眼寰球，数千年来，能与之相颉颃的只有西方自古希腊希罗多德以来的史学传承。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历史不只是佐政资治、化成天下的工具，还起着鉴往知来、型塑文化认同的作用，更是见证着一个多民族有机互动共同构建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日渐壮大成熟的过程。而书写历史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在传统的评级体系里，对一部史书优劣的评语是良史和秽史。所谓“良史”，就是说历史书写一定是秉笔直书且诚实可信的，反之，曲笔讳饰、臆造篡改的历史书写必定是淆乱视听的失信之作。毋庸讳言，历史叙事往往会受到种种现实因素、语言表达、主观心态的制约，钱锺书曾幽默地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其实，正因史家有主观，历史叙事才须讲求客观与公正心。而发轫于清末民初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变革，正是紧紧围绕着“讲信求真”这一主线而磅礴展开。

　　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逐渐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化进程。晚明盛清时期的中西学术交流保持着一个互惠与平等的格局。而进入19世纪，中学西传明显衰退，西学东渐日见强盛，咄咄逼人，几乎呈单向输入之势，中国古典学术中唯一能与西方相抗衡的只剩下了文史之学。西潮汹涌之际，传统史学也开始步入艰难求变之路，遂有清季民初史学革命的发生。革命历来有讲求推陈出新的稳健改良派与主张全盘推倒的激进派。揆诸史实，揭橥史学革命的梁启超与章太炎，二者的史学主张貌异而心同，以借西学改造更新为主;标榜建立“科学的历史”的傅斯年与顾颉刚，一主全盘移植西学，一主怀疑古史，一破一立，以西学革中学之命。

　　在夷务纷纭的年代，从姚莹到黄遵宪的近代史家无不留心世务、关注国运。百日维新失败，改良自强梦碎，清廷不复可恃，于是革命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呼唤“史界革命”，倡导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新史学，“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任公批判数千年发达之旧史学为“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又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为：不知有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在此基础上，梁氏有改造中国旧史并重新撰述中国通史的构想。约略同时，章太炎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纵论史学得失的鼓舞，希望融合新旧史料，写一部与传统通考、会要决然异趣的具有新理新说的中国通史。

　　如同但丁被马克思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个巨人与新世纪最初一个巨人一样，身兼国学大师与革命先驱二重角色的章太炎，不只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同时也是现代学问的开路先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章太炎思想活跃，由维新走向革命，其史学主张意在改革旧史传统，求其更新。这一点在《訄书》中有明确表述。他批评中国旧史传统主要出发点是看其信实与否。他不满旧史之“文辞反复，而辞无组织”、“昧其本干，攻其条末”、“间焉不昭”、“伪饰隐匿”等弊病，批评“以官定为准”的正史反映官方意志有损客观真实性，褒贬笔削的春秋笔法有损历史真相。章太炎深感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钳制思想，士人“莫敢记述时事”，“史其将斩乎”。文字狱是信史最大的敌人，历史叙事上文字狱式的整饬表现为有意作伪，有意作伪又有罗织影射与居心叵测之别。前者以雍正最能后者以乾隆为擅。在《与邓之诚论史书》中，太炎认为“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检诸相关档案可知此评语于雍正恰如其分。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化为舌辨之士，与曾静就华与夷的关系好好地辩论了一番，并以胜利者姿态下令刊布全国。其后乾隆即位，发觉不妥，才下令缴回。他评价乾隆帝为“虽有位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确为不刊之论。

　　鉴于清修官书往往不实、有所点窜、有所讳言的缺点，章氏在作《哀清史》以表信史在清代所遭遇的摧残之余，别作《清建国别记》一书力图恢复廓清清初史实。该书考证精当，先于孟森、郑天挺之前考证清为金之后裔。指出：清太祖实录所谓其先乃长白山天女感于朱果而生之事，乃“附会生民玄鸟之义”，自然“诞妄不足信据”。又考证建州世系，证明清官书以孟特穆为肇祖始居赫图阿剌之谬，指出范察与董山才是其可稽的祖先。

　　当饮冰室主人振聋发聩“二十四史乃是二十四姓帝王家谱”的名言回响未绝之际，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趋新派，“五四”运动中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即高喊出“赛先生”的口号。民初语境中“赛先生”更多体现为科学精神，在实践层面走向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的史学革新上。受欧洲学术影响，傅斯年重视收集原始史料，其创办中研院史语所移植了德国汉学与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遵循以建立在史料批判基础上的引用原始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的“兰克范式”。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e von Ranke)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其人熟悉古典文学，拥有文字学功底，兼晓法律精研的治学方法，特别重视原始史料的应用于考订。兰克利用一手档案力推史学科学化，使真实性成为历史书写的最高追求。他认为只有根据最可靠并经过最严格批判而后认定的史料，才能写出信而有征的史书。这种以原始史料治史的风尚，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革命对象当然是依傍二手资料考信不实的史书。

　　外来思想学术的影响必然会因接受语境与需求的限制而发生歧变，中国近代学者对兰克史学发生误读在所难免。傅斯年也不例外，“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断言即是著名误解之一。事实上，史料只能是史学的基石，绝不可能是史学的本身。应用档案资料，并非要档案自己说话，而是经过史料批判后用来支持史家的论点。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的心愿亦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科学一词在欧陆的用法，乃指任何学科的有系统求知，兰克所谓的“历史科学”(Geschichtswessenschaft)，即本此意。无非是强调信史，即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上的历史书写。然而“塞先生”传入中国，以科学精神改造史学成为民初新锐学人的通识的背后是想当然地把赛先生当自然科学讲。这也正是为什么傅斯年赞誉顾颉刚在“古史辨”研究中的地位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简言之，兰克史学被中国接受的部分就是简约化表述的“兰克范式”，即历史不只是文字的记录、整理和编排而已，更要细加考订、求证、辨伪，务令史事真实可信。欲求其信实，又必须有赖于系统利用与研究原手史料，而后再根据信而有征的史实来叙写历史。最原始的史料，乃是当时人最直接的报告，诸如档案资料。晓此精义的傅孟真先生不仅发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号召，还亲自为搜集原始史料而四处奔走。如他曾委托陈寅恪为史语所洽购内阁档案。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提到明清档案时说议论到“概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傅斯年还提出了严格的史料证明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如“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实的事……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系列思想争论，表现在实践上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运动。急先锋顾颉刚扎扎实实掀起了古史“造反”运动，“古史辨”运动的初衷是运用近代史学科学思辨的方法清理中国史学的传说与迷信成分，古史凡无实证之处，皆可抱有怀疑态度，力图廓清经学笼罩的迷信，打扫史学庭院，成为民国重建古史系统的重要环节。就其效果而言，时人观察：始于哗然大惊，终于蔚然成风。然殷墟考古发掘成果与典籍文献的吻合，客观上打击了疑古辨伪的科学思潮。甲骨学大师王国维提倡治史的“二重证据法”，让地下之直接史料补正纸上之间接史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百家不雅驯之言也表示一面之“事实”。其意图显然是证实而非证伪。民国学人批评顾氏疑古辨伪太过，讥讽道：(顾氏)虽以实验主义为方法，而所谓大胆假设，则常陷于谬妄，小心求证则多杂以主观。

　　以科学方法辨析新旧材料成为近代史学分派的依据，而关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上古史是否信实的问题成为一个至今聚讼不已的重要争论，其发端即肇源于此。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古代传说与历史相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顾颉刚在《古史辩》自序中指出：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当王国维根据春秋青铜器铭文结合传世《尧典》、《皋陶谟》、《禹贡》等文献，推及春秋时代都相信夏禹是可信的先王。“由殷周世系之确实”来推想“夏后氏系之确实”是“当然之事”。顾颉刚反据此力证己说“春秋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并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质疑三皇五帝系统属于传说而非信史。王氏不自觉地犯了逻辑不能自洽的错误，恰好表明西力东侵后欲崇信古史而维护正统文化焦虑。

　　清季民初的中国近代史学，辗转于中西、新旧之间求索。既接受了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论，又引进了社会进化论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既明弃暗承了传统的乾嘉汉学的考证精髓，又扬弃了“以复古为解放”的今文公羊学说的怀疑精神。1928年，胡适发表了《方法与史料》试图调和折衷上述冲突。他平议道“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就也就有绝大的不同。”在史学变革的风云际会中涌现出的众多人物中，前述四位堪称人杰。要言之：章太炎深诋康有为托古改制之别有用心，而顾颉刚则深受康公羊改制的疑古精神启发。二人虽立场旨趣迥然有别，然就考证方法而言，则道术未裂。梁启超提倡“淬历其本有而新之”的温故知新的精神，傅斯年致力于新材料的尽量扩充，二人对史学传统的态度可以说是若合符契，方法侧重却有所不同。

　　兰克曾说：“只有客观研究历史，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这正如陈寅恪所信奉的“从史实中求史识”。民初中国学人的主要学术使命就是使得中国学术预世界学术之流，而中国学术的“科学化”则是预流的先决条件。从梁启超首倡史学革命到章太炎隐含在诡谲古文中的现代信史观念，再到傅斯年提倡极端重视史料的科学方法，顾颉刚古史辨疑的考据态度。无论近代中国的史学如何在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中艰难发展，史学求真的本质都不会改变，档案资料的收寻与考证同样不可偏废。讲信求真都应作为一项治史的基本要素相与始终。

　　(本文作者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