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信”的释义
在繁荣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复杂，社会上频繁出现的失信行为，使人们对诚信的品格更为重视，对于失信的行为更加警惕和深恶痛绝。一个不诚信的人，会使人们敬而远之，特别是在现有越来越健全的社会诚信体制下，不诚信的人几乎无法在社会立足;诚信是立业之基，一个不诚信的企业会因此失去有价值的合作伙伴，无法长远发展;大的方面来说，诚信关乎整个民族的民族品格，以诚信为本的民族是一个有高贵品格的民族，对内使人民信服，对外使他国敬仰。那么，我们现代对诚信或信的定义是怎样最终形成的呢?对中华民族品格塑造影响最大的儒家曾经对诚信或信给出了怎样的解释呢?下文会具体来看儒家对“信”的界定以及发展过程。
儒家
(一)孔子之谓信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信”是其中重要的德目之一，虽不能代表最高的道德境界，但却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所以“信”是实现仁的必要条件。孔子关于“信”的伦理思想，一方面是发挥教化的作用，意在让君子培养出理想人格，另一方面，通过“信”表达自己的治世之道，符合了“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的理想。
第一，“信”在内圣方面的表现：
“信”指诚实不欺，信守承诺。首先“信”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就是到了别的部族国家也行得通，言语欺诈无信，行为刻薄轻浮，就是在自己的故乡能行得通吗?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朝，小车无戟，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人没有诚信就像车子失去了关键部件，是没有办法走的，对人来说即是人无信不立。这里孔子认为“信”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同时孔子认为做到信有一定的条件，“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为所守的诺言如果符合义，那么所说的话就能够实现。行为正当，符合道义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出于不轨的目的去履行信是很难实现的。这提醒了人们在修养信的品德时应遵守一定的准则。对孔子来说“信”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他突出的讲朋友之间的诚信、信任关系，他认为朋友之间必须有信，这是交友之道。子夏说:“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要互相信任，这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对朋友的信任能体现自己的修养境界，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对朋友的信任不是随便便的行为，它需要一定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所以要对这条道德准则要时刻内省，严格的恪守。孔子对朋友之信看的非常重，甚至把取得朋友之信作为自己的志向，子路曾问孔子的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他认为诚实不欺，信守承诺是一种个人修养，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坚守这个原则，“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要“谨而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这样做事时时刻讲求信用，再加上平时的内省作用，提升个人修养，培养高尚人格的目的就达到了。孔子认为信的道德原则要终生奉行，从颜渊和孔子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颜渊将西游于宋，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哉!”《孔子家语》做到了恭、敬，就能远离祸患受人爱戴，做到了忠、信，则会与人和睦别人就会信任你，做到了恭、敬、忠、信四点，不仅对自己有利，甚至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孔子特别赞扬具有诚信，守信品格的人，有一则小故事可以说明：
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也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说：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也不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人已非止一日，你虽如此说，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你等等，我将问他。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把做好的饭端进来，我将祭奠先人。颜回对夫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是这样，我也一起吃吧。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家更加信赖颜回。《孔子家语》
颜回本人因为高尚的德行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自汉代起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山东曲阜建有“复圣庙”。从颜回攫甑的故事可以看出颜回道德修养的境，孔子曾以“贤、仁”称赞他，由此看来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认为“信”是君子必须具有的品德，君子所具有的高尚人格需要“信”最终促成，“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孔子对信的各种阐述，就是希望培养出理想人格，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一方面要求人内省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又进行道德说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作为君子的修养目标。信始终是孔子眼中重要的道德标准。
第二，“信”在“外王”方面的表现：
孔子眼中的“信”也指信任，是立国立民、治国安邦之道。在孔子的思想中“信”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统治者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质才能使民众诚信，百姓才愿意臣服于统治者，愿意尽其力。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孔子家语·辨政》)信对维护社会稳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孔子家语·辨政》)曾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百姓对政府失去信任，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所以在国民中树立诚信比足食、足兵更重要。有了信，百姓才能团结一致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政治上其他方面的成功。
(二)孟子之谓信
孟子对孔子“信”的思想有所继承，孔子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把“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作为“五伦”之一的关系来讲。同时孟子也肯定了“信”在政治上的功能，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章句下》)，如果国家对贤士不够重视，则会减弱国家的实力，这就对君子和贤臣的关系提出了要求，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发展要任人唯贤，要重视招纳贤臣。“信”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让百姓修养了好的品德，如孝顺、尊敬、忠诚、守信，就会社会和睦，百姓对付外敌也会同仇敌忾。
另一方面孟子对“信”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孔子曾说“言必信,行必果”，要求言行一致，说过的话必须要履行。孟子对此有更灵活的说法:“大人者，言不必信，信不必果，惟义所在。”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这是讲守信不是盲目的，要懂得变通，这样才不会做错事。孔子信的思想是为“仁”服务的，孟子说只要不违背义可以不守信这一创新说法也不是违背了“仁”，梁惠王曾问孟子有什么对国家有利的高见，孟子劝梁惠王“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有仁义就够了，有了仁义就可以避免诸侯争乱，国家安定。所以孟子说“信”要符合义是围绕他的“仁政”思想说的。他曾规范了五种社会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其中“朋友有信”这种人伦关系也参与了建立长幼尊卑的社会秩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信”观念和政治理想的关系，都是为了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
(三)荀子之谓信
作为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荀子关于“信”的解说对儒家“信”观念做出了重要的补充。不同的是，孔子在把“仁”作为总的最高的道德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把实现“信”作为实现“仁”的手段和目的。孟子以其政治理想“仁政”为最终目标强调了“信”在统治者实行“仁政”中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而荀子的“信”观念是以他的“性恶论”为基础提出的，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在后天的环境中培养出诚信这种美好品质。荀子的“信”观念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标志着先秦“信”观念的成熟。
荀子认为,诚信是人基本的道德品质。他说，“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荀子·臣道》)人有没有诚信还是划分人格高低的依据;他说:“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平常说话做事诚信谨慎，不做违法的事，不肆意妄为就是诚信老实的人。说话不讲信用，做事不遵守道德，唯利是图，这种人就是小人。人有没有诚信也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依据。“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与之相对，“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荀子·荣辱》)小人肆意妄言却想要别人相信自己，君子对别人说真话，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荀子也认为，,“信”有助于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处境，他说，“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荀子·修身》)“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荀子·修身》)这里突出了“信”是一种有魅力的品格，忠信的人在困境中也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荀子也强调执政者讲信用、守承诺对国家存亡的关键作用，他说:“古者,汤禹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本也。”(《荀子·强国》)这里拿历史教训来说明统治者要讲信用才能治理好国家，背信弃义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荀子·正论》)统治者的行为是百姓行为的模范，只有统治者以身作则才能把诚信的风气传送到百姓那里，百姓也会因为统治者的美好品德更顺从其统治。
荀子在继承孔孟“信”思想的基础上，对“信”又做了新的补充，把对“信”的道德要求使用到更广的范围，孔孟更多讲求朋友之间的信任、诚信，而荀子认为不仅朋友之间需要信任，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及有序运作都需要诚信作为基础。他提出诚信是各行各业要遵循的职业道德，他曾具体提及了商人、百工、教师、农民这些从业者要讲诚信，认为商人忠厚老实而不欺诈，商贩就安全，钱财就流通，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各种工匠忠诚老实而不粗制滥造，各种器械用具就会制作得精巧便利，而且不会缺乏原材料;农民都只朴实地努力于耕作，这样任何行业都不会荒废了。这样荀子对社会上所有人都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荀子的信观念因此较之孔孟的信观念更加系统和完善。
二、传统中
春秋战国出现的百家争鸣让各种思想融汇碰撞，所以五常中的“信”的内涵也融汇了先秦各家关于信的理解。其中作为先秦中重要的流派墨家和法家对“信”的理解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墨子“信”观念
《墨子》：“信，言合于意也。”信指的是言语真实地表达内心所想，不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又：“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信是所言和事实相符而且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和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出言一定要守信用，行为一定要果断，使言行一致就像与符节相合一样，没有出言而不实行的。墨子在说“信”的时候，更多时候是与“行”一块说的，墨子认为真正的“信”不只是说话真实可靠，更多的是指所说的话和具体的实践结果相一致。他强调了统治者做到言行一致的重要性:“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统治者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一定要予以实施。“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兼爱》)君主若能爱民、利民，以宽厚、忠信待民，民众必然会衷心拥戴和信赖君主。因此,“忠信相连”有助于处理好君民关系，稳固国家政权。对于有诚信品格的人，墨子很明确的给与了褒扬的态度，“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一方面表现了对忠信品德的重视，另一方面表达了对不忠不信之人的痛恶。
韩非子“信”观念
法家的“信”观念与儒家有明显的不同，儒家的“信”更多的是内在的要求，是对人一种柔和的约束力，法家的“信”思想融合了他们的治国理念，把“信”理解为一种外在的强硬约束力，他们更多的把“信”应用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对上树立威信，对下让政令更好的执行。作为法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韩非子继承了法家管仲、商鞅等人关于“信”的思想，是法家“信”观念的总结者。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两则小故事：
故事一：晋文公攻打原邑，携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就和大夫们约定十天为期限。到了原邑十天了还没有攻下原邑，就鸣锣收兵，准备撤退军队回去了。原邑的士兵有从城中逃出来的，说：“原邑再攻打三天就被攻克了。”左右群臣劝谏说：“那原邑城内已粮食耗尽兵力衰竭了，君主姑且再等几天。”晋文公说：“我与战士们约定十天，不回去，就是失去我的信用，我不干。”随后收兵离开。原邑城中的人们听说后说：“有这样的国君如此守信，我们可以不归附他吗?”于是就投降了晋文公。卫国人听说后说：“有这样的国君如此守信，我们可以不随从他吗?”于是就投降了晋文公。
故事二：楚厉王有了警报，就用敲鼓的方式来和民众一起防守。有一天喝酒醉了，就错误地敲打鼓，民众大惊。楚厉王派人去阻止民众，说：“我喝酒醉了和身边左右人开玩笑，误打了鼓。”民众这才散去。过了几个月，真的有警报了，楚厉王击鼓而没有民众前来。于是就更改命令明确信号而后民众才相信了他。
通过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的“信”和政治的关系，对韩非子来说执政者守信用能树立自己的威望，得到民众的拥护，“小信诚则大信立”，积小信还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否则“法不信则君行危矣”。(《韩非子·有度》)他主张“信赏罚以民尽能”，(《韩非子·八经》)“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倡导执政者讲信用，严格执行赏罚制度是为了鼓励百姓耕作和作战，对于百姓来说，守信就是必须遵守法度，这是一种强制的守信行为。无论对于君主还是百姓，韩非子很少把讲信用，重承诺作为人的品德来讲。所以相对于儒家的信观念，韩非子的信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不是为了教化人们有高尚的品德。他曾说妻子儿子都不可信，“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韩非子·备内》)这种思想是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是相对立的，这也正是法家“信”思想独特的地方。
三、传统“信”
宋明时期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继承孔孟儒学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对儒学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阐发和补充。宋明的儒学家一方面很重视诚信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把信观念哲理化，对诚与信的关系进行了思辨演绎。
二程说:“圣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二程集·遗书卷一》)。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陆九渊说:“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之不欺,何往而非忠，人之不妄,何往而非信。”(《陆九渊集·主忠信》)信就是不说谎，如果做到这一点，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认为,“言行一致”、“笃实躬行”是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所以在宋明儒学家眼里，“信”的伦理道德仍是重要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直得到极高的推崇。
(一)“诚”与“信”连用
宋明时期“诚”与“信”经常在一起讨论，宋明理学家认为“诚”是天之道,是连接天人的哲学本体范畴,因此更多的讲“诚”。“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已;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二程集·论学篇》)这里，二程将诚与信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程颐进一步论述了信：“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河南程氏遗书》)强调“诚”与“信”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二程认为“诚”和“理”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二程集》这样就把“诚”上升到宇宙普遍规律的高度。朱熹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且给出了详细阐述。
(二)“诚”与“信”为体用关系
朱熹说：“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便是诚。若‘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朱子语类》中说“诚”是一种本然的状态，是一种道德本体，“信”是社会性的道德实践，是做人行事的准则，“诚”是体，“信”是用;“诚”是天道，“信”是人伦。这是从体用关系来论证诚信的关系。另外朱熹把诚与天理联系起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四书集注》中，朱熹认为“诚”是天理之本然，人事之当然，这就把诚与天理紧密结合起来了，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之中，实现了儒家诚信观的哲理化。
宋明理学把儒学的伦理观和哲学的本体论结合起来，为儒家的伦理原则找到了本体论依据，同时也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宋明时期对信的伦理道德观念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的伦理思想影响深远。
从先秦至宋明，“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自孔子以来后世儒者在传承的基础上使“信”的观念逐渐系统化哲理化。孔子认为“信”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交友之道，是治国安邦之道，做到“信”要通过内省等修养功夫。后继的儒者对孔子的“信”思想进行了扩充，至宋明时期把诚信以体用关系连接起来，以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诚信，至此传统中的“信”观念内容充实，体系完备。现代社会对人的诚信品格的要求，对朋友间诚信的重视，企业、民族对诚信的彰显，是对传统“信”品格的继承和发扬，面对现代社会的诚信危机，我们可以从先人对诚信的恪守中反省自身的不足，以诚信为自己的为人之本，以诚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以诚信作为自己安家立业之基。
(本文作者系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