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之“信”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启示
“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以及做人准则，已经影响了我们千年并贯穿于民族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中，人们对五常之“信”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就其历史性而言，从《尚书·泰誓》中的家庭伦理意义上的“信”，逐渐发展到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社会伦理意义上的五常之“信”。就其多样性而言，既有带有神秘色彩的五常之“信”，也有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五常之“信”;既有世俗层面的伦理规范意义上的五常之“信”，也有超道德层面自然意义上的五常之“信”;既有重“德”意义上的五常之“信”，也有重“性”主义意义上的五常之“信”，更有“诚、信合一”意义上的五常之“信”。
理解传统社会的五常之“信”，并对传统思想中的五常之“信”做一番全面的梳理和深人的研究，有助于以此为基础重建一个真实的现代的诚信社会和伦理世界。
一、“五常”及“信”的内涵
(一)“五常”释义
“五常”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泰誓》：“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这里认为，殷纣王子受由于“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而惹怒上天，受到惩罚。“五常”即源于这里。但“五常”具体指什么，《尚书》中没有明确指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此作了疏解：“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发天明道为之。”“五常”即五典，是指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五种道德规范：为父当义，为母当慈，为兄当友，为弟当恭，为子当孝。这时的“五常”是作为道德规范的，其意义仅限于家庭伦理之中，并没有普遍性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在先秦典籍中，除了《尚书·泰誓》之外，“五常”一词在《礼记·乐记》中也曾出现过：“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其中也没有明确说明“五常”具体指什么。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五常”即指“五行”，“五行”在先秦典籍中，一方面指《尚书·洪范》中的“金、木、水、火、土”，另一方面指思孟学派的“仁、义、礼、智、圣(信、诚)”。孔颖达遵循了《尚书·洪范》的意思，对郑玄的“五行”疏解为：“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依金木水火土之性。”
总之，先秦典籍中的“五常”一词大致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指为了实现家庭和睦，实行于家庭伦理中的五种道德规范，即为父当义，为母当慈，为兄当友，为弟当恭，为子当孝。这五种道德规范的对象仅限于家庭层面的伦理关系之中，并不扩张至整个社会层面的伦理关系之中。其二是指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实行于社会伦理中的五种道德规范或者道德意识，即仁、义、礼、智、圣(信、诚)。这五种道德规范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家庭层面的伦理关系，而是已经扩张至整个社会层面的伦理关系之中。其三是指《尚书·洪范》中的“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或者元素，并不具备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规范性。
(二)五常之“信”的形成及其哲学意义
汉代经学家董仲舒首次将“信”纳入伦常之道，并最终形成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五常”之说。
“《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可见，董仲舒将“重信”的本源追溯到孔子是有一定根据的。在《论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等关于“信”的论述。孔子“重信”之道，必将“一以贯之”。孔子之后，孟子继承儒家道统，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之说。“四端”说又称“四德”说，董仲舒的“五常”之道正是建立在孟子“四端”之说的基础上。董仲舒将“仁、宜(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之道，劝谏统治者应施行于四方，这样才能受到上天保佑和鬼神庇护，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敬天保民的基本要求。
继董仲舒将“信”纳入儒家伦常之道，又经统治者的认可与推广，这一观念被汉儒所传承并确定下来。如《白虎通义》一书中，在论及《五经》时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又如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所说：“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礼人，有义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礼者未必义。”
总之，五常之“信”虽然有其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内在逻辑，但自董仲舒提出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之后，“信”作为五常之一，才真正确立了其作为一种的恒常德性规范的伦理法则。董仲舒不仅赋予五常之“信”一种在世俗社会之中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约束力;并且他还从形而上的天道层面出发， 赋予五常之“信”在自然宇宙之中的具有超道德性的天地法则。因此，董仲舒所谓的五常之“信”具有世俗化和神学化的双重属性。
从世俗层面上讲，董仲舒将“信”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进行比较，提出“礼而信”、“无义无信”的观点，从社会伦理规范的角度上给出了“信”的本质含义。“信”作为“五常”之一，是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对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具有约束、引导以及规范作用。进而他又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阐释了“信”的重要意义，提出“五常”是实现“礼乐教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信”作为“五常”之一，从人伦社会的规范上升到治国为政的理念，其在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从超越层面上讲，董仲舒在“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之上，将“五常”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五常”之“信”也获得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此外，董仲舒揉杂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灾异说，以阴阳灾异之说来为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张本，使得“五常”之“信”具有了一种神秘色彩。
二、五常之“信”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
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在董仲舒所确立的五常之“信”的基础上，对五常之“信”的理解均有不同程度的引申和发挥，从而推动了五常之“信”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常之“信”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曾一度成为社会思想之主流，儒家伦常之道有所式微。玄学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佛学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谈。但他们对儒家纲常名教的批判并没有断绝儒家五常之“信”及其道德规范的传承与发展。在这里举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论述加以分析说明。
首先，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劭在论“德”与“五常”的关系时说：“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刘劭认为，“德”是“仁、义、礼、智、信”的“纲”，而“仁、义、礼、智、信”为“德”的“目”。“德”与“五常”属于不同的层面，“五常”内含于“德”的本义之中。“仁”是“德之基”，“义”是“德之节”，“礼”是“德之文”，“信”是“德之固”，“智”是“德之帅”。这里重点强调了“五常”与“德”的关系，将“五常”之“信”重新纳入到世俗的社会人伦规范之中而扬弃了董仲舒的“五常”之“信”的神秘色彩。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然后，魏晋时期哲学家傅玄也有论及五常之“信”：“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故祸莫大于无信，无信则不知所亲，不知所亲，则左右尽己之所疑，况天下乎!”傅玄认为，五常之“信”是天道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准则，天地、四时、日月以及昏明尚且遵守“信”，可况于人呢?人世间的祸患，大多缘于“无信”，“无信”就会导致众叛亲离而失天下。
另外，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刘勰曾这样论述五常之“信”：“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故信之行于人，譬济之须舟也，信之于行，犹舟之待揖也，将涉大川，非舟何以济之，欲泛方舟，非揖何以行之。……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诚在言外，君子知诚信之为贵，必忱信而行。……信之为行，其德大矣。”刘勰认为，“信”是立身行道的根本。“无信”则不能成人，“无信”则不能立身。作为君子，更应该明白“诚信”之贵而切身力行。由此说明，刘勰对于“信”的推崇之极，大有将“信”立为“五常”之首的意味。
（二）隋唐时期五常之“信”的演变
隋唐时期，整个社会思想领域呈现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但是儒家伦常成为主流社会规范的趋势已经基本确立。从治理国家层面上讲，隋唐时期的统治者都深知“经邦治国须用信”的深刻道理，深入探讨了“信”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安邦定国，当以“大信行于天下”的道理。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有位大臣向唐太宗上书，请求除去朝中奸佞之臣。唐太宗认为，“君王是源头，臣民是流水;源头污浊而想要流水清澈是不可能的。君王本身伪诈，又怎么能要求臣民正直呢。朕当以诚信治理天下，不要以权力压榨臣下，这样是可耻的。”由此可见，唐太宗秉持“诚信”治理天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取信于臣”到“取信于民”，进而“取信于天下”。
唐太宗之后，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深知“安邦治国须用信”的重要性。因此她说到：“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考，其唯信乎。”虽然，武则天讨论“信”的立场是为了使其臣下“取爱于其君”，“取亲于百姓”，从而达到“上下通诚”而“国政安宁”的目的。但是她从“人之情”出发而讲“信”，的确有其深刻之处。她认为“信”不仅仅是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更有其内在的情感导源。
从学术思想层面上讲，以韩愈、李翱为主要代表的唐代儒家将“五常”与“性”结合来探讨“五常”与“性”的内在关系问题。
韩愈将“五常”与“性”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性情三品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韩愈认为，“性”有上、中、下三品，而决定“性”之品的则是“五常”。如果“五常”具足，则为上品之性;如果“五常”缺一而其余具足，则是中品之性;如果“五常”不足且违背其余四种，则为下品之性。
韩愈的学生李翱进一步构建起“信”、“诚”、“性”三者之间内在关系。他将“信”释为“诚”，又结合《中庸》的理论，将“诚”作为其《复性书》的中心范畴，重构了由“诚”而复性成圣路径。为了达致圣境，李翱为“诚”注入了新的含义。首先，他将“诚”标榜为“圣人之性”，“诚者，圣人之性也”。其次，他揉合佛道，将“不动心”之“静”纳入到“诚”的内涵之中，提出“诚者，静也，不动也”。此外，受到道家的影响，他也将“虚”纳入到“诚”的内涵之中，认为“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
韩愈、李翱对五常之“信”的诠释，承接孔孟、两汉，而又下启宋明，因此在五常之“信”的发展及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宋明时期五常之“信”的内涵
宋明时期，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理学。宋明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融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是以儒家伦常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时期，五常之“信”的发展与演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诚、信合一”;二是五常之“信”呈现出道德形而上学。
“诚、信合一”的特点源于周敦颐。他在《通书·诚下》中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这句话说明他既将“诚”看作是人性本来就有的，又肯定了“诚”包含“仁、义、礼、智、信”五常。张载在《正蒙》中也说：“诚善于心之谓信，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谓大。”“诚故信，无私故威。”可见，张载直接将“诚”与“信”等同起来，认为“诚”就是“信”，“信”即是“诚”，这是对五常之“信”的充分肯定。二程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二程认为，人之道在忠信，“信”就是“诚”，人与人相处当以忠信为根本，失去了忠信就是不善。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对五常之“信”进行了发挥。“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信是诚实此四者。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朱熹对五常之“信”的阐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发展了北宋五子将“诚信”一体论说的观念;二是与“忠信”一起进行讨论，使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三是朱熹谈信，语言最平实，道理最通俗。他很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在向晚辈们讲述着人生哲理。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了宋儒“诚、信合一”的特点，对五常之“信”做了进一步的诠释。首先，他认为“诚”即“实有”。与宋儒不同的是，“诚”在王夫之那里是一个实有的概念，可以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人道。其次，“诚”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知和把握。一方面，“诚是实心”，所谓“圣人之尽性，诚也。”另一方面，王夫之认为诚、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诚明相资”。即“诚”与“明”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不能分离。从工夫论的角度讲，王夫之认为“诚”是“实”之义，“意”是心所发的“意念”。他把“诚”归结为精神性的道德修养。此外，王夫之将“信义”与“利”结合，提出了“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的观点。总之，王夫之对五常之“信”阐发，是对儒家的“诚信”观提升和总结。五常之“信”发展到王夫之这里，已经是合本体论、认识论为一体的最高哲学范畴，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利己、利他、利国的综合体。
综上所述，“信”作为“五常”之一，它的理论经历了一个起源、发展以及完备的过程。五常之“信”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和道德践履，成就了高尚的人格。尽管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历史因素的局限，五常之“信”的发展及其演变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总体而论，五常之“信”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五常之“信”的现代价值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纵观五常之“信”的历史演变过程，无论是其哲学内涵还是普遍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规范，内容都十分丰富，在道德修养、安身立命、齐家治国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发展至今，“诚信”思想也被赋予了许多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把诚信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应该重视诚信的建设。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来说，面对诸多诚信严重缺失的现象，提倡诚信建设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现代启示。
就社会稳定而言，诚信是维持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宏观上讲，社会的和谐需要国家的稳定与富强，诚信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富强。社会诚信建设为改革开放凝聚力量，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微观上讲，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诚信是维系人与人交往关系的重要链条，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失去了诚信链条的贯穿，社会就必然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社会和谐需要文化的支持与文明的支撑。
就国家治理而言，诚信是良好的政治基础。自古以来，诚信就是我国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政权的巩固与否在于是否取信于民。对君主而言，“祸莫大于无信”，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主权也归属于人民。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以诚信的态度和方法取信于民，使人民安居乐业，百姓幸福富裕，天下方可太平稳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更加注重把诚信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就现代经济而言，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现代社会的诚信观念则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上。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受到诚信的约束。诚信不仅是个人的品行、修养等自我约束，更是交往过程中的相互信任相互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关乎企业的命运，是市场资源配置、市场交易活动赖以正常运行的基本准则。因此，诚信是市场竞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砝码。
就网络市场而言，诚信是网络产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尤其在新兴网络产业中，诚信越来越多地被看重，诚信已经变成了虚拟的网络世界重要的纽带和锁链。目前为止，我国网络产业已经不计其数，诚信也被越来越多的网络企业所重视。如今，诚信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不可或缺，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
总之，五常之“信”的发展与演变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社会诚信的重建必须依靠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创造出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还要有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等国家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应长期不懈地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社会诚信观。
(本文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