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西方何以误读中国社会信用体系？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访问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 　　扎着闪亮的蓝色领带，他僵硬地站在那里，首先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美国政治，并指使中国企业采取“任何必要手段”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彭斯随后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着眼于一个特殊的政府举措：社会信用体系工程。“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施一个以控制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为前提的奥威尔体系，即所谓的“社会信用评分”，彭斯说，“用该计划的官方蓝图的话来说，它将‘使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彭斯的讲话呼应了过去几年西方媒体一贯的报道论调，这些报道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描绘成一场直接对应《黑镜》(Black Mirror)的反乌托邦噩梦。这些文章和广播片段经常说，中国政府正在使用一种未来主义的算法，将人们的社交媒体关系、购买历史记录、位置数据等信息汇集成一个分数，来决定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据称，政府可以实时分析数亿装有面部识别功能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频，然后对你的违规行为扣分，比如乱穿马路或沉迷电子游戏。但在中国，政府并没有给每个人都评出一个万能的分数，至少目前还没有。彭斯提到的“官方蓝图”是中国五年前发布的一份规划文件，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项记录公民、公司和政府官员日常行为的计划。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说，这个工程旨在增强公众信心，打击腐败和商业欺诈等问题。而西方批评人士往往将社会信用视为一种侵入性的监控手段，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侵犯人们的隐私。距离政府自行设定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年多时间。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认为，该体系远非西方大众想象中那种可怕的老大哥机构。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道姆(Jeremy Daum)表示：“我真的认为，知道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美国人，比知道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中国人要多得多。”目前的体系更多的是由区域试点和实验工程拼凑而成，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什么会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Jeremy Daum但西方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可能的演变走向忧心忡忡，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讨论。批评通常基于遥远未来的最坏情况，并且冒着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最小化的风险，就像现在一样顺畅实施。这些夸张的描述也可能对淡化世界其他地方的监控行为有所帮助。道姆说：“因为中国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极端，我认为这种夸张让讨论目标偏向。”“因此，任何比那个想象中的社会信用体系侵略性小的行为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至少我们没有像中国那么糟糕。”误解的成因当追溯一系列误解产生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此类论调最初的发源地令人颇为意外：美国自由公民联盟(ACLU)，一个从未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非营利性组织。作为负责ACLU讲演、隐私与技术方案的策略分析师，杰伊-斯坦利通过个人媒体表达了自己对于公民自由正逐步受到威胁的担忧。2015年10月5日，他发布了一篇题为“梦魇般的中国公民信用分是对美国民众的警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的观点颇能代表众多新闻媒体起初的论调，尽管这些论调大多来源于口耳相传的二手信息，而非实地考察所得的新闻成果。斯坦利的撰文素材大多来源于美国本土网站Privacy News Online上一篇论点相似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则是引自另一篇发布于某瑞典网站的文稿。 　　如今，斯坦利表示，自己当时意图强调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对美国的警示。“这真的意味着我们将被引向一条通往黑暗未来的道路”，斯坦利表示，“已经有许多迹象清晰地表明，同样的故事正在美国上发生”。ACLU的论调在西方绝非孤例，其他众多新闻媒体同样以中国初生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试图唤起本地公民对于隐私权和社会监控相关话题的关注。“当我环顾四周，我愈发感觉到覆盖全美的社会信用体系也已在我们身边生根发芽，而这似乎与中国并无分别”，卡西·牛顿，美国科技媒体网站The Verge撰稿人，上月在一篇广为传播的通讯报道中写道。“中国的反乌托邦技术很可能具有相当的传染性”，《大西洋月刊》去年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Casey Newton尽管大量的记者和学者已经试图去纠正新闻媒体的错误论断，有关中国社会信用分的魔幻报道仍然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目前有关此类话题的错误报道实在太多，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沙泽达·艾哈迈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她说：“目前市面上的许多文章，仍然在引用发布于2014年或是2015年、现在已经遭到大量驳斥的错误论点。” 　　然而，这些误解并非无法理解。首先，语言障碍的确客观存在。道姆表示，“社会信用”这一词汇在汉语和英语体系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一名英语使用者而言，这一词语更多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而在汉语体系中，这一词汇则更多代表了“公共诚信”的意义。同时，语言障碍更加限制了我们解读那些浩如烟海的法律文件。“我认为语言才是真正的障碍”，道姆说道，“无论是法律术语，政治术语，还是汉语和英语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最初方案发布于2014年，这一方案内容相对模糊笼统，并未阐明这一工程最终将涵盖哪些内容。“在政策制定之初，政策制定者期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分别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政策进行解读与执行”，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昕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因此，当众多参与者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去推行各类迥然不同的项目时，整个行业就会显得庞杂而无序”。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期，各级政府曾与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共同探索一些新兴项目，例如由私营大数据企业计算生成的各类信用分，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推出的芝麻信用分。在2015年，中央政府授权8家大数据企业试点研发个人征信系统，蚂蚁金服是其中之一，而它背后的控股企业，正是中国商业巨擘阿里巴巴。芝麻信用分不仅将个人金融履约信息纳入信用评估范畴，同时也将人脉关系、购物习惯等纳入其中，这使得这一信用分产品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包括一篇《连线》封面报道。到了2017年，中国政府宣布，基于潜在利益冲突的考量，所有的个人征信试点项目无一达标。但在一开始，即使是中国国内也难以区分这些个人征信试点项目与政府信用建设试点的不同。艾哈迈德说：“我认为中国公民或许一直不太明白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在一开始，芝麻信用就将自己对全社会信用建设的贡献作为卖点。”今天，芝麻信用，以及其他类似的举措，本质上就像忠诚奖励计划一样发挥作用。评分高的用户可以免押金租借自行车或者暂缓支付医药费，但这些分数并非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不会要求任何人强制加入。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工程是最受西方国家关注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工程。数十个中国城市正在探索他们自己版本的社会信用体系，一些城市设计了对个人进行信用评分的项目。很大程度上，这些举措并不于依赖大规模监控或者超强的人工智能，许多公民甚至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项目差异巨大，很难一概而论。例如，一些项目正在采用区块链技术。目前还不清楚，如果可能的话，某些试点何时会在全国施行。距离北京约500英里的荣成市，是实施居民个人社会信用评分的城市之一。根据政策文件描述，其范围相对有限。违反现有的法律、法规或参与的合同会导致扣分。因此，保持“良好信用”是一种遵循现有规则的行为。保持高分的好处也相当有限，比如免费的健康检查和申请无息贷款的资格。艾哈迈德说：“看看，这实施起来有多么零碎，你会发现不同的政府拥有的资源并不相同。”“一些较小的城市只能提供几种令人提不起兴趣的好处。”黑名单和红名单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机制是全国性的黑名单和红名单。每一个监管机构都被要求出具一份严重违法者的名单，包括那些违反了已有的行业规定的企业和个人。而红名单恰恰相反，它们记录了守法守规的企业、个人。这些档案随后在一个名为“信用中国”的汇总网站上被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在那查询。联想一下BBB信用评级，或者米其林餐厅星级。（源点注：BBB，是北美一家致力于促进市场信任的私营非盈利组织，成立于1912年，根据其“商业诚信标准”，向企业出具信用等级（A+到F不等），目前向40万家企业出具了评级）。许多政府部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们承诺会惩罚彼此黑名单上的个人和企业。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系统在美国，一个企业现在可能会因为违反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定而受到环境保护局的额外处罚。没有证据表明公民的社交媒体或购物数据被纳入其中，至少现在还没有。道姆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把这些记录共享给其他部门。”“不知何故，这被解释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我并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中国的法律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其中一个数据库：最高人民法院拥有一份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例如不缴纳罚款，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情况，比如没有向受害方正式道歉。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现在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能买不到高铁票，乘坐飞机或者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据官方报告，截至今年3月，超过1300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购买的机票超过2000万张。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的博士后陈玉洁介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那些实际上已经遭受违法后果的人施加了“不相称的、武断的、广泛的惩戒”。她还担心这份名单会惩罚那些没有犯任何过错的人，比如因为父母的行为而被禁止进入特定学校的孩子。目前尚不清楚，如果公民被意外列入名单，或者履行法院命令的义务后，他们是否能有效地从名单里移除。 　　陈玉洁艾哈迈德写道，为了执行这些惩戒，政府正在利用技术平台共享黑名单。这样，人们就不能在网上订票或购买火车票了。地方政府还要求媒体协助开展针对失信主体的公共舆情引导的批评行动。在南方城市南宁，社交应用抖音与当地法院合作，在视频之间播放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照片，比如一张数码大头照。在北方城市石家庄，黑名单上的个人和组织会显示在社交程序微信的地图上。这些功能目前还没有普及，但仍引发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尤其是当人们被错误地添加到黑名单中，然后这些信息被散播给他们认识的所有人的时候。社会信用体系的未来随着2020年最后期限的临近，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发展阶段。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该体系可能很快会包含更多形式的数据收集。例如，陈玉洁说，信用中国网站已经鼓励用户通过人脸扫描来登录，尽管这不是强制性的。如果政府能够说服人们更多地使用面部识别功能，那就会有人脸识别数据。戴昕教授介绍道，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讨论该工程可能带来的隐私和其他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西方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巨大关注的影响，尽管社会信用体系在西方往往没有得到准确的描述。他说，“整个体系太大了，各地都不一样。我们很容易在不了解整体信息的情况下，对它产生某种误解，或者只抓住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