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昌文：以出版为志业

作者：张　丰

　　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沈昌文于今晨去世，享年90岁。

　　朋友圈里一片哀悼。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曾受惠于沈昌文，他们读过《读书》杂志，或在八九十年代读过三联出版社的各种译著——这背后，沈先生功不可没。

　　这让人欣慰。在作家、学者背后的出版家，终究被读者记住，这或许正是“文化”一词的应有之义：它包括创作和阅读，也包括一个广义上的环境和一个共同体的努力。

　　沈昌文的功劳，媒体关注点主要是“两刊一社”。两刊是《读书》杂志，和他退休后创办的《万象》，“一社”是他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三联出版社的贡献。有了这“两刊一社”，沈昌文足以称得上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了。

　　今天，在追思沈先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更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职业出版人，应该有怎样的品质?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立，和人们对《读书》杂志的评价有关。沈昌文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或知识分子，但是他负责《读书》时，成就了该刊的荣耀，也影响了无数读书人。等沈先生退休，从汪晖开始，负责编辑《读书》者就是“更专业的”学者了，但这本杂志的影响力却一路下降。

　　这当然有时代的原因。80年代的人们，更“求知若渴”;从9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在文化上的选择更加多元。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沈昌文负责《读书》时，有他自己的一套。其中最大的优点，恐怕就是开放性，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专门学者，他反而可以接纳各个领域的新知和探索。

　　他愿意出一切好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80年代初，三联出版社刚开始恢复业务，沈昌文想办法从美国弄来大量公版书来翻译出版，奠定了这家有威望的出版机构未来几十年的格局。

　　他在学科和流派之外，秉承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为一切有意思的、有价值的知识摇旗呐喊，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的品格。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来看，沈昌文是“以出版为志业”的，从他离开上海到北京当校对开始，他就有了这种自觉。

　　在此，我愿意提及沈昌文从事出版工作之前的状态。在上海时，他最初是金店的学徒，本来也想以此为生，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经理。他如饥似渴学一切东西，包括读文化类的书籍(这一点决定了他后来的职业走向)。后来，有人提到沈昌文作为一个上海人的“精明”，其实这种气质，就是来自他早年对经营的兴趣。

　　从上海到北京，他小心翼翼，始终以一个学徒的心态面对世界。在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中，他详细写了向各位前辈学习的经历——那些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可能不喜欢周围的知识分子，但对这个上海来的“学徒”却非常喜欢，带他进入出版社的核心层。

　　他是把出版当成一种客观性的技艺，来追求它的完善，而不是文化人的情怀，这恰恰是沈昌文的可贵之处。过分强调情怀，会把出版视为一种手段，目的是出版之外的价值——推动社会进步;而专注于技艺本身，更是一个职业出版人该坚守的精神。这一点在他退休后表现得更加充分。离开原来的单位后，沈昌文表现更活跃了，80岁后，仍然像刚入行的年轻人一样，为出版一本漂亮的书而开心。

　　在出版界，“沈公”是传奇般的存在。我们今天追忆沈先生的道路和贡献，更呼唤中国出现更多职业出版人。这一行是服务于作者和读者，但它也有自己独立的职业理想和职业光辉，值得把它作为志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张　丰)[责编：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