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商务印书馆与马克思主义著作

　　原标题：早期商务印书馆与马克思主义著作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北京路(今江西中路北京东路)德昌里未街3号。1904年，商务印书馆购下宝山路80余亩地，兴建总馆和编译所。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商务印书馆在闻北的印刷所、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后几经搬迁辗转，1954年迁至北京。

“中国出版第一人”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号筱斋，浙江海盐人，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明的大儒，清贫的巨商，中国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历时代剧变，点燃簇簇文化灯火，至今仍未黯淡。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睡》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

　　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建立中共党组织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雁冰来到商务印书馆，后来担任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主编，从事撰稿和编辑工作。1921年初，沈雁冰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党员。1919年，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在这里，他广泛学习了新文化，历练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参与和领导工人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锻炼。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在上海的53名中共党员进行编组，共分为5个小组，其中第2组称为商务印书馆组，计13人，董亦湘(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助理)任组长，组员除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党员外，还有沈泽民、张国焘、刘仁静等。1925年5月，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成立，董亦湘担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秋，董亦湘由上级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支部书记先后由杨贤江、沈雁冰接任。192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单独成立党支部，徐新之任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前后，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陈云等，经上级党组织安排，先后撤离商务印书馆，有的转往其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有的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底，商务印书馆党支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

一度成为党中央的联络站

　　1921年10月4日，刚从广州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在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起被捕并被关入法租界巡捕房监狱，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借助商店、写字楼和文化机构作为联络点。

　　考虑到沈雁冰当《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价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央直属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往来和人员往来。根据茅盾晚年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均寄给他，外封写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即“中央”的谐音)收，以此方式遮人耳目。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

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根据上海的历史学者们考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在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很早就有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连载日本幸德秋水所写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余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

　　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全书的翻译出版计划最终被扼杀。

　　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6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作者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政协委员)

　　(责编：曹淼、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