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新闻人：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

编者按：

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肆虐湖北，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风暴由荆楚大地席卷全国。疫情就是战情!人民网立即行动起来，总网及33个地方频道200多名采编人员投入报道工作。截至4月7日，人民网发布抗击疫情报道稿件及短视频161686篇，仅自有平台阅读量就超225亿。在人民网及人民网运营的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疫情稿件12524篇，阅读量逾3.4亿。

　　此次抗击疫情报道，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人民网涌现出一批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迎难而上，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先进典型。他们有的最先奔赴疫情中心，成为“最美逆行者”;有的临危受命，在疫情汹涌期紧急驰援;有的为了采访，几乎与患者零距离;有的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与医护人员驻守重症病房5小时;有的带病坚守在直播工作岗位上，病情缓解后第一时间返岗;有的“没黑没白”随时投入工作，保证“武汉日记”连续日更16天;有的千方百计寻找货源、采购防疫物资，坚持每天在岗发放……他们的岗位不同，但在疫情面前，都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展现了党报人党网人的坚守与担当。

　　近日，我们专访了人民网8位战“疫”新闻人，走近他们的抗“疫”故事，聆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崔东采访驰援武汉的陕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马富春。人民网记者 王欲然摄

崔东：无论何时，记者都不能忘记新闻真实性原则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崔东主动请缨，加入“逆行”队伍。1月23日，除夕前一天，他从北京飞抵武汉，成为人民网第一批增援武汉的记者。从那天起，崔东等人组成的人民网前方记者团队每日发回“武汉日记”等现场报道，在人民网官方微信上篇篇10W+的点击，多篇稿件还被其它媒体广泛转载。在武汉的60多天里，他们通过文字、图片、直播、VLOG等，时时传递疫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抗“疫”一线的点点滴滴。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崔东：我是一个东北人，父母在东北老家退休后，返聘到了武汉，目前已经在武汉定居两年多，本来今年过年，我是要去武汉陪他们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便取消了原来的出行计划，打算留守在北京。在我退票的第二天，因疫情迅速变化，公司决定成立人民网赴武汉报道组。临近年关，有一部分同事已经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长期作战，八年的新闻编辑经历，知道去前方应该报道什么，加之对武汉的情况又比较熟悉，可能当时没有比我更适合去武汉进行报道的记者了。在我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多想什么，就觉得去武汉是一件正确的事。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崔东：在我做了决定之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想过要不要瞒着他们，但过年期间难免会跟家里视频什么的，到时候一定会穿帮，不如现在就告诉他们。我跟家里说我的计划又变了，又要去武汉了。我母亲本能地担心我，说还不清楚武汉这边的疫情状况，怎么传播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在微信上看觉得挺严重的，让我不要来。我父亲倒是很坦然，说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你如果不来，我们放心，你如果决定来，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说我已经决定了，要去。但这次去武汉，我们约定好，互相之间不能见面，我怕万一把病毒传染给你们，或者你们出门被感染，无论哪个结果我都接受不了，父母同意了。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崔东：出发之前，领导们为我们送行，人民网总编辑罗华看我只背了个背包，拉个行李箱，觉得我的东西太少：“东西够吗，可能要坚持三周时间呢，需要什么给你们快递过去吧。”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一去，我们就在武汉“扎”了64天。走时是北京的冬天，归时是武汉的春天。罗总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我拎的行李箱里，是地方部给凑的全部防护设备，8套防护服，8套护目镜，若干口罩，但N95级别的特别少。

　　在物资最短缺的时候，我跟王欲然手里最后仅剩两套口罩，用过的口罩真的不舍得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缓解，能不能缓解。后来，是湖北频道的老师们给解决了物资的问题，而且再没短缺过。

　　在武汉的64天里，我们去过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去过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去过方舱医院、隔离宾馆、康复驿站，亲眼见证火雷二山拔地而起。见过空空荡荡的长江大桥，门可罗雀的户部巷，大门紧闭的黄鹤楼，无人问津的东湖绿道、楚河汉街，也亲眼看见这些地方，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崔东：武汉的“码头文化”，在之前更多的给我一种粗放的印象，武汉人的大嗓门也强化了我这种印象。但经历过这次深度采访，武汉人用他们的言行，纠正了我狭隘的认知。在火神山施工现场的采访中，有一位衣着干净开着私家车的大哥与泥泞的工地现场格格不入，我们以为是附近高档小区的业主来看热闹，没想到是大哥说今天是年三十，看着工人在雨中干活心疼，想做点儿什么来给大家打气，这位大哥从车上搬下食品和饮料就走了。

　　同样是在火神山的采访中，采访结束后，我和王欲然已经被雨淋湿，在工地出口处有一位大姐，在给工人们盛着冒热气的藕汤，看见我们扛着相机、三脚架，不由分说地给我们也盛了两碗，让我们喝完再走，汤里还给舀了块排骨。在我们顿顿方便面的那时，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一碗汤。

　　现在我更觉得“码头文化”指的是他们的侠义情怀，与直爽好客的性格。

Q5：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崔东：其实一开始选择来武汉，是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建设的。总觉得像我这种身体素质，即使被感染，也就是一场感冒而已，康复了又是一条好汉。但即使这样，刚刚来到武汉时，也是有些紧张的。

　　习惯了畅快呼吸的人，戴上透气性差的N95口罩几个小时，是真的会缺氧的，我们就是在这种半缺氧的状态下落地武汉的。这种状态下，你会怀疑武汉的空气中是不是也漂浮着病毒，那一刻是真的有些害怕的。但随着我们的卫生机构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科学和全面，我们心里的顾虑就越来越少，做好科学防护就行，不必过多担心以及过当防护。

　　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的CT结果出来以后，当天拿到结果时，报告上的“左肺上叶前端少许磨玻璃影”的诊断，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担心，一方面担心自己染上新冠病毒，另一方面怕自己万一是感染者，恐怕已经让一个记者团的成员都成了密切接触人员。后来请教了呼吸科的专家，说不用紧张，这个可能是前几年有炎症，已经康复了的表现。加之后期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这才稍稍安心。

Q6：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崔东：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想摘下口罩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篮球，想和在武汉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一起吃顿火锅喝杯酒，想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和同行的伙伴们，在疫情过后，再回到武汉来看一看，看看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不戴口罩的样子。

Q7：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崔东：记者这个职业，代表的是一种公权力，是人民群众授予你亲临现场、还原现场的权力。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是在调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最真实情况，还原给我们的受众。无论何时，记者都不能忘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记者不应该做“看客”。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没有什么可以跟挽救生命相比。

　　我为能参加到这场抗击疫情的报道中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