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岩茶——“大红袍”身世的大揭秘
“大红袍”自古是万茶之尊，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张名片。但因为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状元报恩说”、“皇后治病说”、“县丞祭茶说”、“猴子采摘说”、“县长命名说”等几个脚本。
“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大红袍”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猴子采茶说”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状元报恩说”。其故事梗概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那么大红袍的真相到底怎样呢?饮水思源，喝茶寻根。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跑遍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终于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基本上还原出了“大红袍”的本来面目，以飧世人。
“大红袍”因何得名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续近300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复。
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装的类别基本延续过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的区分，官品、职位、身份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上却有更加明显的辨别。
《明史》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
“大红袍”身世大揭秘如果按“县长命名说”，虽然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石刻，从而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与风景》一书出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书中却清楚地交代大红袍“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假使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战乱年代，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传功效。而且，在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着)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间，着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潆传》记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潆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这段文字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说建文帝流落海外了，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礼部官员胡潆(1375—1463)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与“下西洋”为幌子，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文中“遣潆颁御制诸书”之句，其实是指明成祖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永乐”年号命名的寺院。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着)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着)中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